老朋友

七月里有一天早上九点，一辆车开到我门口，按了三下喇叭，音调不一样。

那辆车很长，浅颜色，前面几排玻璃叠在一起，日光落在上面分成好几层。沈知白坐在副驾上，回头跟我说：“上来，今天跟我进城，中午一块吃饭。”

开车的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姓周，叫周诚。他一句话不说，眼睛只看路。

车一开出去，沈知白就开始说话。

“我家里在红石沟。”他说，“你大概没听过那个地方。在西北，很早以前有矿，后来没有了。我家在那儿是老户，几代人都做正经生意。现在家里没人了，都走了。”

他说他小时候在那边念书，后来是在英国念的。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速忽然快了半拍，“在英国”三个字囫囵过去，喉咙里像咽了一下东西。他说他家几代人都在那一所学校念，是家里的规矩。

他说他后来把欧洲走完了，巴黎、威尼斯、罗马，一个首都一个首都没落下。他说他打猎、画画，赌得也大，只是从不动钱——他那时候只收集一样东西：石头。他说他喜欢石头摆在灯下面被人转着看的样子。

还说了别的。他说他母亲是南方人，很早就没了；父亲也在他十几岁那年没了，剩下他一个人。他说他十六岁那年第一次一个人往南走，身上只有两百块钱，那趟车上他饿了三十个小时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
我听着，心里同时有两个念头：一是这些话没有一句能对上别处的说法；二是接不上的地方，恰恰都落在他最想讲的那一段上。
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车正好堵在一个路口，前面一排红灯。他的眼睛看着前方，手在膝盖上按了一下，又松开。

“我不想让你从别人的话里认识我。”他说。

这句他刚才在门口已经说过一遍。

他从身上拿出钱包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。照片上是很年轻的四个人，站在一个球场边上，中间那个瘦，笑得很用力，是他。他说这是他在英国那几年留下的。

然后他又从钱包夹层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摊在掌心里：一枚不大的纪念章，暗金色，边角磨圆了。他说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颁给他的——那个地名他说得很轻，我没听清，再问，他又换了一个说法。他把纪念章收起来，很快，像是本来不打算拿出来。

“我二十六岁那年得了一场病，”他说，“差点没过去。我那时候躺在医院里想，要是能重新来一次，我要把每一样都算清楚。”

车从高架上下到地面，拐进一条老马路。路两边是那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位楼，一楼全被改成了小店，几家卖塑料盆的，一家修锁的，还有一家常年关着门的打印店。车停在一栋楼底下。

上楼的时候，三楼门口有个女人挡在门里。她五十来岁，烫着卷发，上下打量我。

“薛总不在。”她说。

沈知白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。她侧过身，让我们进去了。

“上去吧。”他说，“见一个朋友。”

办公室在三楼，是老楼打通的三间房，门口一个铁皮柜，柜子上摆着一盆没浇水的绿萝。里间的门开着，一个人坐在桌后面，正低头看手机。

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我才看见他有多矮，肩很宽，头前倾着，眼睛在手机和我之间来回扫了一遍，扫完立刻笑起来，两只手都伸出来。

“小沈跟我讲过你。”他说，“坐，坐。”

他叫薛广泰。靠墙一只矮柜上并排立着三台旧手机，屏幕全亮着，界面一样，都是红红绿绿的数字在爬。他桌上那台一响，他就看一眼，翻过去扣住；过一会儿又响，他再看一眼。他左手袖口上别着两颗东西，一开始我以为是玉，仔细看是两颗金牙，磨得很圆的，镶在扣子上。

“上好的东西。”他说，“以前的人的牙，比现在的石头结实。”

那顿午饭在一家做本帮菜的馆子包间里，四个人，菜上了七八个。薛广泰吃得很少，每一道上来都只夹一筷子，剩下的推给我们；他倒是把汤喝完了。他讲话的时候不看人，看天花板，说到一半会停下来听隔壁包间有没有人说话。

他讲他第一次见到沈知白。他说那时候小沈刚从部队回来，穿一件旧夹克，来找一份活干，两天没吃饭；他请小沈吃了顿饭，小沈一个人吃了四人份的东西。

“是我把他从地上提起来的。”薛广泰说，“一开始我就看出来，这人有出息。”

他说前年那场球，他提前三天就知道结果了。“盘口不是赌的人做的，是盘上的人在推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不看天花板了，他看着我，“你不懂这个，也不该懂。”

沈知白坐在他旁边，从头到尾没拦过他，也没接他的话。他一直在看窗外。

吃完饭出来，太阳很晒。沈知白说：“他这人话多。你不要把他说的话都当真。”

隔了两天，简宁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去一趟。

她在东屿。那天下午风小，水面上没有波纹。她把球杆放在露台上，坐在一把藤椅里，整个人往后靠，鞋跟点着地。她先问了我在单位的事，问我一天坐多久，问我腰痛不痛。然后她把杯子放下，说：

“沈知白托我跟你说件事。”

我说什么。

“他想请你帮忙。”她说，“他想见一个人。他想请她过来，到你那儿坐一坐。”

她说到这里停了，看着我的脸。
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我先跟你讲一件事，讲完你再回答他。”

她讲的是五年前。

顾棠是吴塘顾家的女儿。顾家在吴塘有老宅，有祠堂，有牌位，到现在还是那一条街上最像样的人家；可是除了这些东西，顾家早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她母亲把家里最后一点钱用在她身上：学钢琴、学画、学马术，一样一样地学，一样一样地停。她十九岁那年，顾家开始替她安排相亲。

2019 年 5 月，她在吴塘遇到一个人。

“那个人你见过。”简宁说，“就是你现在脑子里想的那个人。”

那时候沈知白刚从部队回来，在吴塘找活干，白天看大门，晚上替人值夜。他在一家培训机构的门口站岗，顾棠每周去那儿上两次课。有一次下雨，她没带伞，他把自己的伞给了她，自己淋着走回去。

他们处了半年。2019 年 11 月，顾家的人找他谈过一次话。谈得很客气，没有一句难听的话，只说：棠棠要订婚了，你以后不要来了。

“他走的那天，她在家哭。”简宁说，“她那时候想在第二天去车站，行李都收好了。是她母亲发现的。后来她们娘儿俩有一个多月没说话。”

2020 年 6 月，顾棠嫁给崔承业。崔家在津门，那几年往南边挪，在东屿买了房子，也在魔都放了点生意。

“婚礼我是伴娘。”简宁说，“婚礼前一天晚上，我进她房间，看见她躺在床上，穿着第二天要穿的裙子，手里一瓶酒，眼睛已经散了。她从来不喝酒。床上还有一个信封，拆开的，我瞄了一眼，字很密。”

她把两颗药一样的东西倒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
“她让我把那枚戒指拿下去还了。”她说，“那个盒子比戒指大得多，绒面的，放上去一只手都合不拢。她说：告诉他们，顾棠不嫁了。她一边说一边哭，哭得停不下来。我出去喊了她妈家的阿姨，两个人把她关在屋里，用冷水给她敷脸。那个信封她一直攥着，攥成一团湿的东西，最后是我把她按到水里的——她松手的时候，那团纸已经像雪一样化开了。”

“她一句话都没再说。我们给她喝了点药，用冰敷了额头，把裙子给她套回去。半个小时后我们从房间里出来，戒指戴在她手上。第二天下午五点，她嫁给了崔承业，一点都没抖。”

简宁把藤椅往前挪了挪。

“我当时就想，一个人能变成这样。”她说，“后来我明白了，她那时候不是变，她是把自己交出去了。”

婚后一个月，他们从南边旅行回来。崔承业开车在高速上蹭到一个护栏，前轮掉了，人没事，副驾上坐着一个女人，胳膊断了——是他们在饭店住的时候房里的服务员。这件事上了本地一个号，后来很快就没了。

“那是第一次。”简宁说，“三年前还有一次，现在这个是第三次，在灰埠。”

她说完，看着我。

“你要是不想帮，就不要帮。”她说，“他这个人，我到现在也没看明白。可他把这件事交给我说，说明他也没别人可找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