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请柬的宴会

整个夏天，我右边那栋房子里一直有音乐。

周五下午三点左右，一辆冷链车开进院子，卸下五个箱子；周一早上，同样五个箱子从后门出去。中间那两天，箱子里的东西变成了草坪上、露台上、泳池边的空瓶，堆成一座小山，收废品的人开三轮车来拉，拉两趟。院子角落有一台碎冰机，整个周末都在响。

逢单周，会来一队穿马甲的人，在草坪上搭一个拱形的棚，挂上灯；两边摆开长桌，桌上铺白布，摆上冰、柠檬、切开的果盘和几大盆拌好的凉菜。天黑以后台上开始有人讲话、有人唱歌、有人放音乐。有一次还来了两台无人机，在屋顶上绕来绕去，灯光在湾面上划出两条线，很久才散。

没有人被邀请。人们是自己来的。有人开很远的车来，把车停在堤上，一排停到路尽头；有人在小区门口下车，跟着别人的背影往里走，走进去就再没有出来过；也有的只是在门口拍了几张照，发出去，然后走了。来的这些人里，有一半从没跟主人说过话，有一半根本不知道主人长什么样，也不在乎。

关于主人，说法很多。有人说他在南边有几条船，跑的是不许跑的东西；有人说他手上出过人命，只是没人报；也有人说他就是个替人办事的，房本上的名字根本不是他的。这些话都是在草坪上说的，说完立刻有人接一句别的。没有人真去问，也没有人真想知道——知道了，就得决定下个周末还来不来。

有一个中年男人端着酒跟我说，他跟沈知白是大学同学。半小时以后，另一个女人跟我说，她听说沈知白是在英国念的书。两个人说得都很诚恳。

有一个周六的早上，一辆深色的商务车停在我家门口，司机下来，双手给我递了一个信封。信封是厚的，上面压着烫金的字，措辞客气得过分，说如果我有空，“务必赏光”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栋房子那个夏天一共发出去七八封信，我是其中一个。

那段时间我每天六点多起，坐城际到魔都，换一趟地铁，八点四十到办公室。研究所的活儿不难，难的是耗着：上午看报告，下午听路演，晚上把别人说过的话整理成一份能发出去的东西。过七点半，我再原路回去。西屿到市里这一段路，早晚各一次，我坐了一整个夏天，把沿路的每一栋楼都记住了。

有一天晚上我坐末班车回来，在站台上看见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，西装外套搭在胳膊上，鞋跟磨得很厉害。我们对看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。上车以后他睡着了，到西屿才醒，慌慌张张地跑下去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我五年以后的样子。

我后来跟人说过一句大话：我这辈子认识的诚实人不多，我算一个。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，只是不太敢说出口。

我穿了一件干净的短袖，七点过一点过去。草地上已经站满了人。我在里面走了一圈，谁都不认识，倒是看见了几张在小区门口、在健身房、在电梯里见过的脸。有两个年轻女孩举着手机在拍，一边拍一边对着手机小声说话；她们身后跟着一个拎补光灯的男人，看见人就让一让，很熟练。草坪边上还有一个中年男人，一直在给不认识的人递名片，递出去十张，收回来的不到两张，他也不在意，接着递。

我找人问主人在哪儿。问了三个人，三个人都愣住了，都说不知道、没见过、这一天来了好几回都没碰上。我只好往台子那边站。台子边上有个人在弹琴唱歌，唱得不错，围了一圈人。唱完一首，他冲台下鞠了一躬，说再来一个，然后又唱了一首。有人在我旁边小声说，这人叫付聪，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半年了，客房一直是他住，他自己说是搞音乐的。他唱完想跟人说话，围着他的人已经散了一半，他就自己把琴盖合上，坐着看别人跳舞。

简宁从房子里出来，站在台阶最上面，手里端着杯子，往下看。

“你也在。”她说。

“我住隔壁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昨天看见你在院子里站着。”

她说她这些天住在东屿，来这边总觉得脚下没踩实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在人群里扫，像在找一个人，又像只是在数人头。

“这人是请客请得有点傻。”她说，“你注意过没有，他自己不喝自己的酒。他就站在台阶上看。”

我说看什么。

“等人。”她说，“你看，有车从堤上进来，他就往那个方向看一下。一晚上要看好几十次。”

我问她等谁。

“他没说。”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“我猜是个女的。别的我说不上来。”

那天晚上我确实看见了。他站在台阶最高那一级上，手里空着，谁也不看，眼睛跟着堤上进来的每一辆车的灯走完最后一段，再落回原处。有人过去跟他打招呼，他立刻笑起来，笑完又转回去。满院子都是人，只有他一个是站着的。

那天的后半段，我进了房子。走廊里也全是人，客厅的地毯上有人坐着，楼梯上坐着，二楼有个房间门半开着，里面在打牌。我沿着走廊一直走，走到最里面一间，推门进去，才知道是书房。

书房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书架前，脸凑得很近，像在辨认书脊上的字。他听见我进来，回过头，眼镜顺着鼻子滑下来一点，他用手背推上去。

“书是真的。”他说。

我说什么？

“书。这些书都是真的。”他伸出手指，在书脊上碰了一下，“我不是说书里面印的字是真的——我是说，这些真的是书，不是空壳。你看，这一排一本都没拆封。”

他说完自己笑起来，笑得有点厉害，笑到一半又把眼镜推上去。他又站了一会儿，像是舍不得走，然后把手插进口袋，跟我点了个头，走了。

我出来的时候，一个人在人群里对着我举起了杯子。

他比我高半个头，穿一件浅色的西装外套，手上没有戒指，口袋边上别着一支笔——那支笔像是从来不用的。他笑的时候整个人都亮了一下，那种笑不是给谁都发的，是拿在手里的东西，给谁看由他挑。

“你住隔壁。”他说，“我早就该过去看看你，一直没抽出时间。欢迎你，老朋友。”

他说“老朋友”的时候没有一点别扭，好像我们认识了很多年。我报了名字，他也报了名字——沈知白。他把手伸出来，握得很紧，握完立刻松开。

“我不想让你从别人的话里认识我。”他说，“那些说法，你听着就行了。”

我说我什么也没听着。

“听过的。”他说，“你在这儿住了两个月，怎么可能没听过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笑了，“我十七八岁的时候，碰上不认识的人都愿意多解释两句。后来发现解释没用，就不解释了。可你今天站在这儿，我还是想解释两句。这没办法。”

“你自己一个人吃了没有。”他问。他问得很认真。我说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吃了。他就拉住我的胳膊，把我往人群外面带，说我们去弄点东西。

他说他这半年一直在海上——一条船，沿着海岸线走，从南边走到北边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水面，不看路。我问他是什么船，他说是一条不大的船，够住人。他说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家里在红石沟，那边很土。”

后来他被人叫走了。他走开的时候，人群自动往两边让了一条缝。他一边走一边回头跟我说了一句：“你明天早上要是没什么事，过来坐。”

那天散场的时候，已经过了两点。我在堤上走回自己的院子。前面有一辆车从坡上下来，开得很慢，越开越歪，最后冲着路边停下来，前轮陷在土里，车头压得很低。

我走过去看了一眼。右前轮只剩一个轮毂，胎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，轮毂边缘磨出一圈亮的地方。

开车的人坐在路边的草地上，摘了眼镜在衣服上擦。他抬起头看见我，认真地说：“我没事。我什么都好。”

我说，你的轮子没了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不知道它是哪一下没的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院子里碰见我的邻居。他穿着一件很白的衬衫，站在草坪上，看着一地没收拾干净的东西。他远远地朝我抬了一下手，喊了一声“老朋友”。他喊完就转身进了屋。

那一整天，我都没有再听见那栋房子里有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