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缝
那天夜里，他把该做的事做完了。
他先把自己检查了一遍。外套的左袖口上有一点深色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；裤脚上有一小块，干了，硬了。他把外套脱下来，翻到里子，把左胸那块内衬拿剪刀剪下来——那上面有一道印子，是他抽斧头的时候蹭上的。剪下来的布他撕成很小的几片，分两次冲进马桶。
裤子上的那一小块，他用湿毛巾一遍一遍地擦，擦到看不出为止。鞋底他拿到水龙头底下刷。刷完，他把鞋放在窗台上，让风吹。
他洗了手，洗了三遍。指甲缝里没有东西。
天亮之前，他坐在床沿上，把枕头底下的东西掏出来。
一条红绳，上面挂着那卷钱，还有那枚铜十字架。他先把钱解开，一张一张地捋平，数了。
三千八百多。
那卷钱是用一根橡皮筋捆着的，捆得很紧，说明她数过很多次。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从秦桂芝屋里拿的那包东西——他在里屋那个五斗柜最下面一层翻到的，一个旧饼干盒，里面塞着几样用报纸包着的小东西：一枚戒指、一对耳钉、一部很旧的手机、还有两块表。他把报纸掀开看了一眼，就合上了。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，他也不想数。
他没有再去看那枚十字架。那枚十字架在红绳上，红绳压在钱底下，他就那么把整团东西一起塞回枕头底下。
早上七点，他出门了。
他去的是老货场东边那片棚改地。那一块比老货场还旧，楼已经拆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空着，窗户都砸了，墙上用红漆写着一个很大的“拆”字，底下画了一道圈。围挡是铁皮的，中间被人掰开一个口子，人侧着身能进去。
他小时候在老家见过这种工地，知道预制板下面有空隙。
他在一堆预制板里挑了一块翘起来的，蹲下去，把下面掏了掏，掏出一个能塞进一个书包的洞。他把那个装东西的塑料袋推进去，又搬了两块碎砖压在洞口。
做完这件事，他站在那片废墟里看了一眼四周。没有人。锈掉的塔吊立在那里，吊臂上停着两只鸟。
回去的路上，他去了巷口那家小饭铺，要了一碗面。他一口一口吃完，吃完才发现自己没有尝出味道。
下午两点，有人在楼下按门禁。
他下去开门，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。年轻人二十多岁，胸前别着一枚执法记录仪，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。
“骆承志？”
“是。”
“江城分局的。”年轻人说，“老货场那边的事，我们走访一下。前天傍晚，你在老货场那一带待过吧？”
他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比自己想的要稳。
“待过。”
“去干什么了？”
“看旧货。我想买一件外套。”
“买了吗？”
“买了。”
年轻人往他手上看了一眼。“就你身上这件？”
“是。”
“认识卖给你的人吗？”
“不认识。就在最东头那个摊上。”
年轻人记了两笔，然后抬头看他。“四楼那两户，你去过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行。”年轻人把本子合上，“明天上午九点，你到分局来一趟，做个笔录，很快。带上身份证。”
“好。”
年轻人转身走了。走到楼梯口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说了句“这两天别走远”。
门在下面“砰”地关上。
他站在楼道里，手心是湿的。
第二天上午，他去了江城分局。
那是一栋九十年代的楼，灰色，四层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。值班室让他登记，让他在一楼走廊靠墙的长椅上等。
走廊很窄，两头是办公室，玻璃门，玻璃上贴着“讯问室一”、“讯问室二”这样的白色字条。长椅上坐着两个人，一个在打瞌睡，一个低头刷手机。墙角有一台饮水机，红的绿灯交替亮着，咕噜一声。
他坐了大概二十分钟。
有两个人从走廊那头过来，边走边说话。其中一个就是昨天来的那个穿制服的年轻人，另一个年纪大些，短发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。
“……刀口是斧头，不用等法医。”年纪大的那个说。
“嗯，现场没找到。”
“那就是带走了。”年纪大的喝了一口水，“四楼那户搬家的今天预约了没有？”
“下午来。”
“下午一起看。”
年轻人翻了一页本子：“门上没有撬痕。她妹妹是用钥匙进的，可她那串钥匙不在现场。”
“对。”年纪大的说，“三样东西没有。”
“三样？”
“外屋那点现金、里屋五斗柜下头那个饼干盒，还有她脖子上那根绳。”年纪大的说，“她妹妹那串钥匙也没有。你算算，这像是进来一趟就走的？”
年轻人笑了一声：“像是进来搬家的。”
“搬家的不会砍人。”
两个人说着走过去了，进了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，门关上。
骆承志坐在长椅上。
他先是觉得喉咙很干。他想站起来去接水，可是腿使不上劲。他伸手扶住椅子的边，想把自己撑起来。
走廊里的灯是那种老式的日光灯，白的，有一根在闪，“啪”地亮一下，“啪”地暗一下。他觉得那盏灯离他很远，而且越来越远。
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。
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他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地砖上，头下面垫着一件衣服。值班室那个人蹲在他旁边，拿一把塑料扇子扇他。
“低血糖吧。”有人在旁边说，“这小伙子脸色白得跟纸一样。”
他被扶到长椅上坐了半小时，喝了一杯糖水，把笔录做了。做笔录的人问他叫什么、住哪儿、那天去老货场干什么。他一句一句答。
笔录做完，那个人把纸推给他：“看一下，没问题签个字。”
他签了。
走出分局大门的时候是十一点多。太阳很毒。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，觉得腿还是软的。
那天晚上他开始发热。
烧到第二天，人已经不能下床。屋里没有温度计，他只知道自己在打摆子，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烫。他做了很多梦，醒来一个也记不住，只记得梦里有人在敲门，敲得很轻，一下，一下，跟门铃的声音一样。
下午的时候门开了。
方启明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。
“你他妈三天没回我消息。”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，里面是两盒药、一袋饼干、两瓶水，“我从楼下上来的时候，你房东跟我说你屋里三天没开火。”
他走到床边，把手背贴在骆承志的额头上。
“烫。”他抽回手，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“前天。”
方启明看着他，看了几秒钟。“你身上这股味儿不对。”他说，“你是不是几天没洗澡？”
“嗯。”
方启明没有再问。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地址，让对面的人带体温计过来。半个小时后，岳铭上来了。
岳铭是方启明在医大的师兄，市二院内科，人瘦，戴一副细框眼镜。他给骆承志量了体温，听了听心，又按了按他的肚子，问了几句。
“高热，四天。”岳铭把听诊器收起来，对方启明说，“先按感染处理，多喝水，观察两天。要是不退，去医院查血。”
“严重吗？”方启明问。
“不严重。”岳铭看了骆承志一眼，把话说得很平，“累的。人累到一定程度，身子会自己找你讨账。”
他留下来两盒药，走了。
方启明在屋里坐到天黑。他把那两瓶水拧开，放在床头；把饼干拆了，摆在桌上。他原本话很多，那一个下午却几乎没说话。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，回头说了一句：
“你妈和你妹礼拜五到。”
骆承志躺在床上，没有动。
“我跟你妈说过我会去接。”方启明说，“你到时候能起来就起来。”
门关上了。
那一夜烧退了一些。后半夜他醒过来，屋里黑着，窗外有人在很远处放音乐，鼓点一下一下地传过来。
他伸手到枕头底下，摸到那团东西。他把红绳拽出来，把它攥在手里，攥了很久。
然后他坐起来，穿上鞋，出了门。
他走到江边。凌晨两三点，堤上没有人，路灯隔着很远一盏，把栏杆照成一段一段的。水是黑的，只在中间映出一点城市的光。
他站在栏杆边，把绳子解下来。铜十字架落在他手心里，是凉的。他握着它，看了看。
然后他把胳膊伸到栏杆外面。
他这么举着，举了很久。
最后他把手收回来了。
他把那枚十字架揣进上衣口袋，把空绳卷起来塞进裤子口袋，转身往回走。
走到楼下的时候，天边已经有一点发白。楼道里飘出别人家煮粥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