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影
半夜，严九龄醒了。
不是被闹钟叫醒的，屋里也没有声音。可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，有一个东西在床尾站着，正看着他。窗帘缝里那一线雪光，照见了一双脚。那双脚悬在离地三寸的地方，没有落下来。
“陆同舟，我说过，我不——”
“我不是陆同舟。”那个声音说。不是老友的回音腔，是一种很年轻的声音，清亮，干净，像化开的雪水。“起来，跟我走。”
床尾的光慢慢亮起来。不是灯光，光是从它自己身上透出来的，白白的一层，像隔着毛玻璃看灯。看不清脸，可是能看见它头上戴着一顶旧棉帽，帽檐上落着霜。它身上那件衣服很旧，样式是几十年前的，棉袄的袖口磨出了絮。
“你是谁？”
“过去。”它说，“过去之灵。抓住我的手。”
“我抓住你能怎么样？”
“不能怎么样。”它说，“过去的用处只有一样——让你重新看一遍。看不看随你。”
严九龄在床上坐了很久。他这一生没有求过人，也没有怕过鬼。可是那一刻，他伸出手去，握住了那只手。那只手比他想象的暖。
光一闪，卧室没有了。
他站在一间教室里。冬天的下午，暖气片是凉的，窗玻璃上冻着冰花。教室里十几个孩子，全都裹着棉袄写作业。后排靠窗的位置上，坐着那个瘦得像豆芽的孩子。
“这是青川县中学的寄宿部。”过去之灵说，“一九七八年。”
“我认得。”严九龄说。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。“那年我八岁。我爹把我送到这儿，说过完年就来接我。”
“他来了吗？”
严九龄没有回答。
年过去了。教室里的孩子换了一批又一批，走读的孩子背着书包回家，寄宿的孩子留在教室里。后排那个豆芽似的孩子看着窗外，看了一整个正月。别的孩子过年有新棉鞋，他没有。别的孩子兜里有炒瓜子，他没有。可是他从没哭过。他把自己的那本旧课本用牛皮纸包了书皮，包得整整齐齐，像一件很贵重的东西。
“你看，”过去之灵说，“他在等。他知道不会来接，可他还是在等。”
“别放了。”严九龄说。
“再看一会儿。看这个。”
光一转，是一间女生宿舍的门口。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，背着帆布包，站在雪地里，冻得直跺脚，可是满脸都是笑。
“哥哥！”姑娘朝教室里喊，“哥哥，我爹叫我来接你！他变好了，他说他老了，他说家里就咱们俩了，他说他要你回家过年！”
豆芽似的孩子从座位上弹起来，撞翻了椅子也没顾上扶。他跑到门口，两只手抓着妹妹的手，抓得太紧，妹妹直喊疼，他也不松。
“素秋。”严九龄站在光里，对着那个背影说。他这一生没掉过泪，可是这一刻，他抬起手，捂住了自己的眼睛。“她那年七岁。她跟着进城的邮车，颠了一天才到。”
“她嫁人以后，每年都想接你去家里过年。”过去之灵说，“你去过一次。”
“去过一次。”
“后来她死了，你就再也不去了。”
“她死了，”严九龄把手放下来，声音又干又硬，“去她家，给谁看？”
过去之灵没有接话。它把光又一转。
那是素秋出嫁后的第三年。
年二十七，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，顶着风雪走进永昌巷。她围巾裹到鼻梁上，睫毛上挂着霜，进门先跺脚，跺掉一鞋的雪。
“哥。”她把孩子往前举了举，“你看，会叫舅舅了。”
严九龄坐在账桌后面，笔没停。“下雪天，抱孩子跑什么。”
“我不来，你年三十又是一个人。”素秋把孩子放在膝盖上，四下看了看这间办公室——一张桌，一把椅，一盏灯，连个水杯都是缺口的。“哥，你这儿连个年味都没有。跟我回家过年吧。今年人多，舒朗他奶奶也来，你坐上席。”
“不去。”
“哥。”
“我这儿初七要收三笔账，年前得对完。”严九龄翻过一页账，“你回去吧。外面冷，孩子受不住。”
素秋不说话了。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儿，忽然把孩子脸上的小帽子摘下来，又重新给戴上，动作很慢。她再做这些小动作的时候，就是在压火气。这是她从小改不掉的毛病。
“哥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她抬起头，“你上回来我家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严九龄的笔尖在纸上停住了。
“舒朗会走了，你没来。舒朗会叫人了，你没来。今年过年，我给你留着上席，你不去。”素秋的声音不高，一个字一个字地，往桌子这边递，“哥，我嫁人了，可我还是你妹妹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怕麻烦，还是怕见人？”
“我忙。”
“你忙。”素秋点点头，站了起来，把孩子抱紧，“行。哥，我最后跟你说一件事，说完就走。”
她走到桌前，把女儿的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，按在那本深蓝色账簿的封皮上。
“我闺女今天头一回进你这家门。”她说，“我没别的要求。我就求一件事——往后我老了，不在了，这个孩子来敲你这扇门的时候，你别让她站在外面。”
“胡说什么。”严九龄猛地把笔拍在桌上，站了起来。素秋从小到大，头一回见他发这么大的怒气。“大过年的。”
“多说两句？”他声音陡然拔高，“我供你读完了中专，你出嫁我陪了八千块的嫁妆，你女儿满月我封了六百的红包！素秋，我哪一笔短过你？”
“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——”
“你听我说完。”他打断她，“你要我年年来，行，可是你让我拿什么脸进那个门？你婆婆问起来，你婆家那些亲戚问起来——严九龄，二十五六，没成家，守着巷子里放贷——你说，人家背后怎么讲？”
“过年才说这个。”素秋笑了，眼圈却红了，“我们做妹妹的，就趁过年，才敢多说两句。”
她抱起孩子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。门口逆着光，她的脸看不清，只有声音留下来：
“哥，账能等，人不能等。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还来接你。”
门开了又关。楼道里的脚步声轻下去，轻下去，最后听不见了。
严九龄在那本账簿前坐了一下午。天黑透的时候，他翻开一页新账，笔悬了很久，最后什么也没写，把账合上了。
那一年，他没去素秋家过年。
后来的每一年，他都没去。
再后来，想去的名单上，少了一个人。
光又一转。这次是一间托运部的仓库，铁皮顶，水泥地，货架上堆满了纸箱子。仓库中间清出了一块空地，留声机放在货箱上，放着欢快的曲子。一个胖胖的老头，围着一条大红的围巾，正搂着自己的老伴转圈跳舞，转得棉袄都飞了起来。十几个年轻伙计围着看，笑的笑，拍手的拍手，有个伙计从货架顶上撒下一把纸屑，像撒雪。
“齐万福！”严九龄脱口而出。然后他自己愣住了。
那个年代严九龄二十出头，也是伙计中的一个。他站在人群外围，手里端着一缸子茶。齐万福跳完舞，看见他，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搂住他的肩膀。
“小严！”老头嗓门大得震铁皮，“愣着干什么！去，把那一箱橘子搬出来，分了！过年了，人人有份！”
“齐老板，橘子是明早要发的货。”
“货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！”齐万福眼睛一瞪，“橘子明天发，今天是年三十！小周，去，把留声机的声音开大！”
年轻时候的严九龄被人群推着，笑了一晚上。那个笑不是应酬的笑，是发自肺腑的。他甚至跟着留声机哼了两句。散场的时候，齐万福塞给他一个红包，他推，老头把钱按进他手里，按得很用力。
“小严，”老头说，“你是我见过最认真的孩子。记住，认真是对的，可是别把自己也记进账里去。人到我这岁数就明白了，账平了，人不平，白搭。”
仓库的光慢慢淡下去。严九龄站在原地，忽然转过身，对着过去之灵说：“我知道你要给我看什么。不用看了。”
“不行。”它说，“这是规定好的路线。”
光又一转。这回是一间筒子楼的小屋，十来个平方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桌上摆着一碗面，两个荷包蛋。窗台上晾着一双棉手套，针脚歪歪扭扭，是手工织的。一个姑娘坐在床沿上，二十四五岁，眉眼很清秀，正在就着灯光给一件毛衣收针。
“白露。”严九龄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自己的手指抖了一下。
姑娘听见动静，抬起头。她看见的不是站在光里的严九龄——她看不见他们——她看见的是年轻时候的严九龄推门进来，肩上落着雪，手里提着一包点心。
年轻时的严九龄把点心放在桌上，站在屋子中间，半天没说话。白露放下毛衣，等着他。
“说吧。”她说。
“白露，我想再等两年。”年轻的严九龄说。他低着头，不看她，看地上。“再等两年，我跟同舟哥把这笔放出去的账收回来，本金翻一倍。到时候，咱们买一套带暖气的房子，我在阳台上给你养一缸金鱼。你不用再给人织毛衣挣外快。”
屋子里静了。桌上那碗面早就凉透了，两个荷包蛋的油花凝在汤面上，一圈一圈的。
“严九龄，”白露的声音很平，“你抬头看我。”
年轻的严九龄抬起头。
“你刚才说这笔账，你说的是‘翻一倍’。”她说，“两年前你跟我说这笔账的时候，你说的是‘收回来就不做了，咱俩开个小铺子，安安稳稳过日子’。去年你跟我说的时候，你说的是‘再干一年’。九龄，我等你，等得起。可是我认识的那个人，一年比一年少了。以前你下工回来，跟我说的是托运部今天谁摔了跤，谁家生了孩子；现在你回来，先摸报纸，看利息。我不是要过好日子，我是要过你的日子。可你的日子里，现在还有我吗？”
“我这么拼，是为了谁？”
“你先是为了你自己那条链子。”白露站起来，把窗台上那双手套取下来，放在他手边，“九龄，你怕穷。我懂，你小时候穷怕了。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——你不怕穷了，你怕停。钱已经不是我认识你的时候的那个东西了。那时候钱是帮咱们过日子的。现在它倒成了主子，我伺候的不是你，是它。”
年轻的严九龄站在那儿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
白露把手套往他手里一放，转身走到了窗前。她的背影很小，很直。
“解除婚约吧。”她说，“手套你留下——冬天长着呢。往后各人的日子，各人自己暖。”
光熄了。
严九龄一个人站在黑暗里。黑暗里没有教室，没有仓库，没有筒子楼。他伸出手去，想抓一件什么，什么也没抓到。
过去之灵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又像贴着他的耳朵：“你哭着把它留在最后。每年这一天，你都不看它。今年看完了。不难受了吧？”
“难受。”严九龄说。他站在黑暗里，站得笔直。“可是难受有什么用？过去改不了。你说得对，看完了。看完了，我心里更清楚了——我现在的一切，都是那年冬天，我自己一寸一寸挣来的。没有那两年，就没有今天。”
黑暗里，过去之灵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“这才是我最怕听到的。”它说，“你不是没看见过去。你是把过去看成了利息。”
帽子上的霜簌簌落下来，光彻底灭了。严九龄睁开眼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他躺在自己的床上，窗玻璃上的霜花结得更厚了。
他抓过手机看了一眼日期。
除夕，早晨六点四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