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声

除夕这一天，严九龄过得和往年一样：守在办公室里，对账。

城南那笔款子没有讨回来——债务人在电话里哭穷，挂了电话就再也打不通。严九龄把这笔账记在待收栏里，标注“大年初七上门”。中午他吃的还是半块饼干。傍晚六点，岑春和发来一条短信：严总，初七的账我提前核了一遍，明细发您邮箱了。祝您过年好。

严九龄看完，把手机扣在桌上，没有回。

夜里十一点，他关了台灯，正要锁门回家，整间办公室忽然亮了。

不是灯亮。是那间屋子自己亮了，亮得像白昼，光是暖的，橙红色，像炉火。严九龄站在原地，看见自己的办公桌上、账本上、点钞机上，落满了东西——橘子、糖果、核桃、花生，一串串干辣椒，一捆捆青蒜，还有两瓶贴着红纸的米酒。点钞机的进钞口里插着一根蒜苗。

“进来吧，进来吧！”一个洪亮的声音说，“外头冷！”

声音的主人就坐在沙发上。这是个大家伙，个子极高，穿着一件敞开的绿丝绒袍子，袍子下摆垂到地上，胡子是卷的，头发是卷的，手里举着一只插满蜡烛的黄铜号角。它的脸上没有皱纹，眼睛亮得像两粒刚剥出来的龙眼。

“你是谁？”严九龄问。

“现在。”它说，“现在之灵。这一年，这个除夕，这个晚上，活人的现在。你去年除夕见过的东西，今年又长了一岁——就是我。”

“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？”

“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现在之灵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屋里那些果子糖果就跟着它一起往上飘，飘了半尺，又落回去。“严九龄，你走遍全城，挑了今天最冷、最黑、最没有人气的角落里坐着。我偏要你来热乎的地方！走！”

它伸出一只大手。严九龄还没决定要不要抓，那只手已经攥住了他的手腕。光一闪，办公室没有了。

他们站在一栋老居民楼的楼道里。三楼，防盗门虚掩着，门缝里漏出灯光、肉香和一台老电视机的声音。楼道里堆着白菜和蜂窝煤，墙上贴着福字，福字是倒着贴的。

“这是岑春和家。”严九龄说。他认得这栋楼，六年前岑春和租下这里的时候，公司出过一笔安家费——不多，三千块，当年还从工资里扣回去了。

他们进门。岑家人看不见他们。

屋子很小，可是挤得很满。长条桌拼在客厅中间，桌上一盆热气腾腾的酸菜鱼，一盆炖鸡腿，一盆炒花生，一盘饺子。岑春和系着围裙，正端着鱼从厨房出来。他妻子何绣云在摆碗筷，嘴里喊着大女儿念楚去洗手。大儿子念北趴在桌上偷吃花生，被何绣云拍了一下手背。

最里侧，一张加高的藤椅上坐着一个孩子。

不是婴儿。是个八九岁的男孩，很瘦，架着一副小号的拐，右腿上打着轻便的支具。他坐得笔直，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桌上，眼睛亮亮的，跟着桌上的每一盆菜转。

“小满。”岑春和把鱼放在孩子面前，“今天鱼头朝着你。许愿。”

岑小满闭上眼睛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认认真真地许了很久。睁开眼，何绣云问他许了什么。

“不能说。”小满说，“说了不灵。”

“跟爸爸还保密。”岑春和笑着，给每个孩子碗里夹鱼肉，把刺挑得干干净净，最后给小满的碗里堆了一座小山。

“要说也行。”小满憋不住，自己招了，“我许的是，明年还能这样，全家都在。爸爸初一要是又得去公司，那初一晚上也回来，行不行？”

屋子里静了一秒。岑春和夹菜的手停在半空。
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初七……初七之前，爸爸天天晚上都在家。初七以后的事，初七再说。吃饭！”

孩子们欢呼起来。何绣云给岑春和的碗里夹了一筷子鱼肚子上的肉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灵。”严九龄站在墙边，开口了。他的声音哑得厉害。“那个最小的孩子。他的腿……能好吗？”

现在之灵没有立刻回答。

“能治。”它说，“手术加康复，前后要十几万。孩子他妈这两年一直在打听省城的医院，一直没敢下决心——他们家这个收入，你比我清楚。你去年批给岑春和的年终奖，是他两个半月的工资，你们公司利润的零头都算不上。严九龄，你问他的腿能不能好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——这话该问他，还是该问你？”

“我问你，不是问他。”严九龄说，“我只是在算一笔账。”

“又是一笔账。”现在之灵哼了一声，“你这一辈子，什么都是账。可这笔账你算不出来——十几万，买一个孩子以后五十年站着走路。这买卖，你做不做？”

“又来了。制度不是摆设。”严九龄梗着脖子，“我要是见一个孩子可怜就批一笔，见一个司机困难就免一单，这公司三天就得塌。你懂不懂经营？”

“经营？”现在之灵冷笑一声，“你们公司账上趴着的钱，够把全巷子的孩子都修一遍腿。你账平了，人塌了。这笔账你自己念一遍，看看是赚是赔。”

“我警告你，”严九龄几乎要怒了，“别拿孩子跟我讲这些。”

“我偏讲。”灵不退反进，“你掐着账本过日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怕人拿孩子讲事？严九龄，你质问别人之前，先回答我——小满这个手术，你的制度里，哪一条给他留了门？”

严九龄张了张嘴，一个字也答不上来。

他看着小满。孩子正埋头吃鱼，吃得很香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

“带我走。”严九龄忽然说，“别在这儿看了。”

“急什么。”现在之灵大笑，“好戏才开场。走，带你看看今天晚上，这个城市还有谁在过年！”

光一闪，他们站在了江州大桥的引桥下。

桥下有个不到十平米的值岗亭，窗子里亮着灯。三个环卫工围着一只电煮锅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白菜冻豆腐，一个老阿姨往里撒了一把虾皮。保温桶里是家里带来的饺子，你推给我，我推给你，谁也不肯先吃那几个大的。

“凌晨四点他们就要上路扫炮仗皮。”现在之灵说，“今晚是他们一年里唯一一顿不限量的年夜饭。你看那个老张，他闺女今年考研，他天天在扫马路的时候背单词，说要跟闺女一起考。你去年冬天把他们队的清扫车压坏过一回，从他们罚款里扣的——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设备损坏有制度。”严九龄说，“不是我个人的事。”

“制度。”现在之灵点点头，“好一个制度。走，再去看一户。”

“别急着回。”现在之灵拽住他，“再走两站。你总说这城里没热乎气——今天让你看看，热乎气藏哪儿了。”

光一闪，是一片海。

天是墨蓝的，浪是黑的，只有一座白色水文站的灯在礁石上亮着。水文站是座两层的小楼，铁栏杆锈得厉害，平台上架着一排仪表。风大得能把人掀下去。

屋里有两个人。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两个人围着一只酒精炉，炉上坐着一口锅，锅里是饺子——冻得像石头的那种速冻饺子，煮得皮都破了。

“师父，又是这速冻的？”小伙子撇嘴，“跟啃橡皮似的。”

“橡皮怎么了？”老头拿长筷子搅锅，“橡皮顶饿。你师娘包的那三鲜馅，锁在家冰箱里，初一你回去再吃。今天这顿，是咱俩的年夜饭。来，酒。”

老头从柜子里摸出一瓶白酒，倒进两个搪瓷缸子。两个人举杯。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灯影晃了晃。

“师父，”小伙子喝了一口，忽然问，“你说岸上的人，这会儿都干什么呢？”

“看春晚，包饺子，打麻将。”老头说，“还有的，跟咱们一样，回不去。”

“明年我也回不去。排班排的。”

“回不去就回不去。”老头把饺子往徒弟碗里拨了一半，“小周——”小伙子应了一声——“记住喽，水文人这行，风浪越大越不能缺岗。咱俩在这儿守着，航道上的船就敢走。这就是咱的年。”

两个人碰了一下缸子。窗外，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在礁石上，砸得整座小楼嗡嗡地响。

严九龄站在平台边上，大衣让海风打得贴在身上。他一辈子没来过这种地方。他看那两只搪瓷缸子碰在一起，看了很久。

“看见没有。”现在之灵站在他旁边，声音让风吹得忽远忽近，“这一晚上，江州城外，海上有多少个这样的屋子？灯亮着，人守着，锅里煮着冻饺子。他们没你也过年，他们过年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带你来，不为别的——就为让你知道，你办公室那点灯光，在这片海上，连个萤火虫都算不上。”

光又一闪，这次是一艘渡轮的底舱。

夜航的船，机器嗡嗡地响。十几个不能回家的大货车司机横七竖八地睡在铺位上，只有靠窗的一个醒着，就着舱灯吃泡面。他旁边坐着个年轻的船员，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

“师傅，跑哪条线？”

“武汉到江州。年二十八出的车，本想赶回家过三十，这不，堵江上了。”吃泡面的司机吸溜了一口面，“家里俩娃，视频里都睡了。”

“想家不？”

“想。”司机把面汤喝干净，从铺底下摸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递给船员。船员摆手，他就自己点上。“想有啥用。路上的人，年就是路上过的。我闺女今年三岁，会喊爸爸了。我媳妇每天发一段视频，我都是等车到了服务区才看——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就走不动道。”

年轻的船员没说话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是两个橘子。他递了一个给司机。

“大哥，橘子。甜的。”

司机接过来，捏了捏，笑了。他没吃，揣进了怀里最里层的口袋。

严九龄站在舱门口。船在浪里轻轻地摇，他也跟着摇。他忽然想起自己车队——不，他早就没有车队了，他有的是账。他想起来，跟同舟哥起家之前，他自己也跑过两年的货。那时候他跟同舟哥挤在一间驾驶室里，同舟哥总说：九龄，等咱攒够了钱，就盘个自己的门面，你站账台，我跑运输。

那时候的钱，是拿命换的。现在账上这些钱是什么换来的，他不敢往下想。

他不敢再想了。

“走。”他对现在之灵说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，“下一站。”

“急什么。”现在之灵笑起来，笑声撞在铁皮舱壁上，嗡嗡地回响，“还没完呢。走，最后带你去个地方——那地方你熟，你去过一回，就一回。”

光一闪，是一间亮堂的客厅。落地窗外能看见江面。舒朗穿着一件滑稽的红色围裙，端着一大盘刚出锅的藕盒往桌上放。童遥围着他的腰，从他身后偷藕盒吃。桌上摆了十来副碗筷，一屋子人，有舒朗的同事，有邻居，还有两个刚认识的外国留学生，中文说得磕磕绊绊，筷子倒是使得很好。

电视里在放春晚，声音开得很小。舒朗举着杯站起来，满屋子人都举杯，他清了清嗓子。

“我先说两句。”舒朗说，“今天这桌人，有我舅公司的、不是我舅公司的、压根不认识的。我妈方子腌的腊味分给了每一户，我买的酒开了一箱。我只有一个要求——大家吃好喝好，还有，谁要是知道我舅舅家在哪，明天中午务必把他绑来。”

满屋子哄笑。一个邻居大姐笑着接话：“老舒，你那舅舅我听说过，永昌巷放贷的那个？我们片区谁家孩子提起他都——”

“打住！”舒朗把杯子一磕，“初一他来不来是他的事。可这桌人有一算一，先给他留一副碗筷。他这个人啊，”舒朗给那个空碗夹了一筷子藕盒，“记性太好了，什么都记得牢牢的，就是忘了自己也能被记住。走一个！”

十几个杯子碰在一起。

严九龄站在离席最远的墙角，像隔着自家那扇结霜的窗户朝里看。他看着那副留给他的碗筷，看了很久。

“他年年在自己家给你留一副碗筷，又给他妈妈素秋留一副。”现在之灵说，“素秋走了十年了，他说，给妈妈留的。你看看你自己——这十年，你连一碗饭都没为谁摆过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

“还有最后一站。”现在之灵没有理他。它的大袍子一掀，“来，看看这个，你可别吓着。”

袍子底下，地上坐着两个孩子。很小的两个孩子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都是瘦骨伶仃的样子，头发黄黄的，眼睛却很大。女孩的手里攥着半本卷角的练习册，男孩的怀里抱着一只豁了口的碗。

严九龄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这两个孩子不是江州的。”现在之灵的声音低了下来，屋里那种橙红色的光暗了半截，“哪里都有他们。这是失学。这是匮乏。他们生在人堆里，长在人堆里，可是没有人蹲下来看过他们一眼。”

“难道没有收容所？没有救助站？没有希望工程？”严九龄问。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干又硬，可是他停不下来，“没有低保？没有大病救助？”

“有。”现在之灵说，“你都替他们数过了。”

“那你还把他们摆在我面前做什么？！”

“因为昨天，这两个词，是你说的。”现在之灵盯着他，眼睛里两粒龙眼一样的光缩成了针尖，“昨天下午，两个抱捐款箱的人站在你的办公室里，你说——‘政策之外的窟窿，凭什么让企业填？’严九龄，这两个孩子就站在那个窟窿里。你走得过去，他们走不过去。”

严九龄张了张嘴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听见袍子底下那个男孩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。那句话不是对他说的，像是对着那只豁口的碗说的：

“哥，你说过，到了年三十，锅里就会有饺子的。”

夜更深了。

岑家的灯还亮着。客人们散了，桌上杯盘狼藉，何绣云在收拾，岑春和蹲在门口送最后一个邻居下楼，回来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个保鲜盒。

“谁给的？”何绣云问。

“对门小赵。”岑春和把保鲜盒放在桌上，“刚煮的汤圆。他媳妇包的，黑芝麻馅。他说——”岑春和学了个腔调，“‘哥，一家一口，添个碗的事。’”

何绣云笑了。她把汤圆倒出来，数了数，八个。她盛了四个，端到里屋去——里屋的小床上，小满已经睡着了，支具卸了，两条腿蜷在被窝里。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坐了一会儿，听见孩子均匀的呼吸声，才轻轻退出来。

“春和，”她回到桌边，忽然说，“你说严总这个人，图什么？”

“图什么？”

“你想啊。”何绣云一边擦桌子一边说，“他那个岁数，那个钱，一辈子不结婚，没儿没女，吃半块饼干当晚饭。账上有那么多钱，一天花销不够他的利息。你说他图什么？”

岑春和想了想。“图账平吧。”

“账平了又怎么样呢？”

岑春和没答上来。他拿起一个汤圆塞进嘴里，烫得直吸气。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平了……就收工了？”

“我妈说过，日子跟水一样，堵久了是要漫出来的。”何绣云把抹布拧干，搭在水池边上，“他那儿账是平的，可人的日子堵得慌。”

她转身去哄孩子睡的里屋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：“明早我跟念楚去上香。你要去公司——”

“初七才去。”岑春和说，“这个年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那一夜，江州城的雪彻底停了。桥洞下值岗亭里的三个环卫工，把最后一锅白菜汤分完；水文站的老头把搪瓷缸子扣在炉边；渡轮靠了岸，吃泡面的司机拎着包往家赶，跑两步，从怀里摸出那个橘子，剥了，站在码头上，一瓣一瓣地吃完了。

橘子是凉的，甜的。

光灭了。

严九龄睁开眼，还是自己的卧室，还是那床冷被窝。窗外，除夕的后半夜，全城静悄悄的，只有远处有一两声零星的炮仗。

他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想起自己八岁那年，也是年三十，寄宿学校的食堂里，锅里有没有饺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