泳池

孙有顺那天早上从灰埠走出去，一路走的都是路。

他先沿着旧路往东，在一个岔口问了一个扫地的人：西屿怎么走。那人给他指了方向，说太远了，你坐车吧。他说不用。

走到十点多，他在一个加油站外面坐了一会儿，把鞋脱下来抖了抖。加油的师傅问他去哪儿，他说东边。师傅说东边哪儿。他没有答上来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找一个开大车的人。

中午他在路边买了一瓶水，没喝，攥在手里。下午两点多，他问了一个骑电动车的——这回问的是另一句话。他问西屿那边，“那个大房子的老板，姓沈的，是不是住在那儿”。

骑车的人愣了一下，说不知道，往前一指，说那一片都是。

后来查他的人按时间一步一步地把他这半天拼了出来，拼得很完整：几点几分在哪条路上，几点几分被谁看见，谁跟他说过话，说的是哪一句。拼完以后，做记录的一个人说了一句：这个人从头到尾没打算回来。

所有跟他打过照面的人都记得同一件事：他很有礼貌。问完路都道谢，道谢的时候还弯腰。加油站那位师傅说，他走的时候把椅子搬回了原来的位置。

那天下午两点，沈知白换了一身衣服，走到院子里。

他穿了一条泳裤——那条泳裤大概是几年前买的，颜色很新。他在泳池边上站了一会儿，先把脚伸进去，缩了一下，又伸进去。他在泳池旁边对管家交代了一句话：要是有电话找他，就送到池边来。

管家问他要不要拿一条浴巾。他说不用。

他把一个充好气的气垫推到水里——那个气垫在夏天被客人用过很多次，边上有一道用胶带补过的口子。他趴上去，划了两下，划到池子中间就不动了。

池子里的水一直在循环，从一头进，从另一头出去，水面下有一层很轻的翻动。他趴在那上面，随着水慢慢往一边漂。池边那棵树上的叶子黄了一半，风一来就落几片在水面上，跟着他一起漂。

池边那把椅子上放着一条浴巾，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。椅子的扶手上还放着他的手机，屏幕朝上。他下水之前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摆在那儿，摆得很正。

整个夏天，这部手机响过很多次。有找酒的人，有找船的人，有找他借钱的人，有他自己打出去又挂掉的电话。他等着的那一个，从来都是安安静静的。

下午三点前后，他侧过身，把脸朝着栈桥那个方向。他没有睡着——管家后来坚持说，他那时候还抬过一次手，像是在把水面上的一片叶子拨开。

他抬起眼，就能看到湾对面。

对面岸线上那一串灯白天是看不见的，只有栈桥最外面那一头，那盏航标灯的位置还认得出——一根柱子，立在水的上面，孤零零的。它夜里才亮，现在什么也不是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头放回气垫上。

三点过十分的时候，管家端着一杯水从屋里出来。他走到池边站住，没有叫他。

后来他说，他当时以为老板睡着了。他又站了一会儿，就回屋去了。

那个人是从树丛里走出来的。

园丁后来讲，他先在院墙外面站了很久。围墙有一段新做的格栅，有一处下面还没有封实，人就从那儿进来了——不是爬，是低头钻。他穿的还是那身深色的衣服，衣服上全是灰。他走到泳池边上的时候脚下没有声音，草很厚。

后面的事情没有人看见。

那天下午，院子里没有任何人听见异常。司机姓周，他在车库里收拾东西；园丁在东头剪那排灌木。两个人都说，那一段时间里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听见。

我到他家的时候不到四点。院子里很安静，我把车停在门口，走进去，先在草坪上喊了一声。

没有人应。

我沿着池边跑过去的时候，脚底下打滑，摔了一跤。

水面上有一圈很淡的红，从气垫底下散出来，一边散一边被水推着走。那个气垫还在动，慢慢地转，转的时候那圈红跟着散开一点，再散开一点。他趴在上面的样子，跟刚才没有区别。

池子里的泵还在转，水从一头进，从另一头出去，把那些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水道那边送。有一片叶子被推着，绕着他转了一圈，又走了。

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声音。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安静的几分钟——只有水的声音，泵的声音，还有我自己在喘。

池边草地上，离水两米多的地方，趴着另一个人。

管家从屋里出来，站在台阶上。司机从车库那边跑过来。园丁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。我们四个人站在池边，谁也没先动。后来是司机下去，把他拖到池子边上。

那是下午四点零几分。那天太阳很好。

接下来那两天，那栋房子里一直有人进出。

第一天来的是派出所的人，问了管家三个问题：他平时几点起，他那几天有没有跟人吵过；然后他们在池边量了很久。第二天来的是另一批人，穿了另一种衣服，在院墙那处没有封实的格栅下面站了半天，拍了照，还把土挖开了一块。第三天他们把池子里的水放掉了。

先是物业的人，然后是警察，然后是穿着各种衣服的人。院子门口拉了一道带子，一个保安站在带子后面，拦着往这边走的人。可是拦不住小孩子——他们从我家那边的矮墙翻过来，趴在我院子边上往池子那边看，看一会儿被大人喊回去，过一会儿又来。有一个孩子问我，里面死了几个人。我没有回答他，他就跑掉了。

第三天下了一场雨。

记者来了很多。有人拿长焦站在堤上对着院子拍，有人在门口等一整天的车。物业后来在围墙外面又加了一道网，把那处没封实的格栅下面浇了水泥。到了晚上，我坐在自己家的台阶上，能听见那边院子里还有人在走动，灯一直亮着。

那几天我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：这件事好像跟我没有关系。

我照常上班、开会、做表，照常下班，坐城际回来。车进了西屿，路还是那条路，湾还是那道湾。只有晚上走到院子里，看见隔壁那栋楼全黑着，才会想起来。白天我甚至能忘掉。人大概就是这样，一件再大的事，也撑不过一天八小时。

只有一次，我在办公室的电梯里，看见前面那个人后颈上的一个疤，忽然站不住了。我扶着电梯门出来，在楼道里站了两分钟，然后回去接着写那份报告。

那天下午，我打了一个电话。

我先打了顾棠的号码。响了三声，有人接了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很客气，说这是家里。我说我找顾棠。

“太太出去了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们去哪儿了？”

那边停了一下。

“太太和先生今天一早就走了。”她说，“带行李走的。”

“留地址了吗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完这句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先生交代过，问的人就说不知道。”

我把电话挂了。

那天夜里，我一个人去了池边。院子门口的带子还在，我从矮墙那边绕进去的。池子里的水已经被放空了，池底剩一层浅浅的水，落进去的叶子还泡在里头。那盏航标灯在对面亮着，跟昨天、跟前天、跟整个夏天一样。

我坐在池边的石头上，坐到很晚。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：这个池子里，他从前一次都没有下过。他在这里住了两年，院子里有一个泳池，他等到最后一天才把脚伸进去。

我坐到腿都麻了，才站起来往回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。那个池子空着，池底还有一层水，反着光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翻出手机里和他的那个对话框，一路往上翻。

最后一条是他发的，时间是我去东屿吃那顿晚饭的第二天。上面只有四个字：你有空吗。

我当时回了两个字：在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