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人来

葬礼是我办的。

我先给薛广泰写了信。信寄到他办公室，两天后回了一封，是打印的，只有一小段：

小沈的事我从报上看到了，很难过。这种事我不好出面。人一沾上命案，我这把年纪就不掺和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再说。

信的最后加了一句：他的后事我不懂，你找他的家里人。

他的家里人，我找不到。我在他的抽屉里翻了一遍——第一个抽屉有一枚旧纪念章，第二个抽屉里有一张照片，是一个戴帽子、叉着腰的年轻人在一条船上。再往下是一个本子，封皮上写着两个名字，都是别人的。我没有找到任何亲戚的电话。

我照着通讯录打了一圈。有人接了就挂；有人听完说一句“节哀”，然后问我他的房子什么时候卖；有一个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他一直挺客气的。”

有一个打回来的电话，是他那个房客付聪。我在电话里报了日子，他在那边停了停。

“我去不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这边有点事。”

“什么事。”

“我朋友这儿有个露营，早就说好了。”他说，“对了，我有双鞋还在他那屋。白色的那双，网球鞋。你能不能跟管家说一声，给我寄过来？我没了那双鞋不大会走路。”

我把电话挂了。

后来我打听到，他父亲还在。

老沈是第三天中午到的。他坐了一夜的硬座，出站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包，包带在衣服上压出一道深印。他看见我，先伸手跟我握了一下，手很硬，指甲下面有洗不掉的黑。

“我在报纸上看见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看到就出来了。”

他坐在客厅里，让他吃东西他不吃，端给他的一杯水一直在抖，洒了一桌子。

“他到底是怎么了。”他问，“是不是被人害了。”

我说是。

“那人是不是有病。”

我说大概是。

他点了点头，眼睛在屋里转了一圈，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。那屋子太大，他看不过来。看了一会儿，他说他要去看看儿子。

他进去以后我在外面等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嘴张着，眼睛很红，但是没有出声。他在门口站住，往回看了一眼，说了句：“他喜欢这边。他是从这边站起来的。不要带他回去。”

下午他跟我说话，说着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照片。照片是他儿子的房子，边角已经磨白了，有几道折痕，看得出来被人翻过很多次。

“他寄给我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天天看。这照片比房子还像房子。”

然后他又在包里摸，摸出一个练习本。

本子是那种最普通的小学生的作业本，封皮上印着一个卡通人物，边角卷起来，纸都黄了。他把本子翻到最后，转过来给我看。

最后一页上写着两个字：计划。

底下是日期，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。再往下是铅笔写的，字很小，一行一行，还标了钟点：

起床，六点。做俯卧撑、练引体，六点十五到六点半。背单词，七点十五到八点十五。干活，八点半到四点半。跑步，四点半到五点。练普通话，五点到六点。看书，学一样有用的东西，七点到九点。

“练普通话”那一行下面，用笔画了三道线。

最下面还有几条，是给自己的规定：

不许去网吧。不许抽烟喝酒。三天洗一次澡。每个星期读一本有用的书。每个星期存五块——三块是后改的，前面那个数被划掉了。对爸妈好一点。

“他总是弄这些。”老沈说，“从小就弄。他跟我说过，他以后要盖一栋楼——不是住，是盖。他说他看过一本书，里头讲怎么把水引到山上去。”

他念得很慢，一条一条念给我听，念完抬头看我一眼，像是等我记下来。

“他跟我说过一次，”老沈说，“他说爸，我以后要让你住大房子。我那时候还打了他。因为他吃饭声音大，我说他，他就跟我犟。”

他把本子合上，又打开，又合上。“他这个人，他心里想的比谁都多。”他说，“他就是不肯说出来。”

那天来送的人，一共三个。

一个是司机周诚，站在最后一排；一个是管家；还有我。殡仪馆的告别厅很小，工作人员把流程走了一遍，又走了一遍，最后问我们要不要放音乐。我说不用。

出大厅的时候雨下起来了。我们几个跟着车往外走，走到院子中间，听见后面有人在跑。

我回过头，看见一个人在雨里追我们。他跑得很急，跑近了才认出来——是三个月前我在他家书房里碰见的那个男人，戴眼镜的，说“书是真的”的那位。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天的。

他站定了，一边喘一边把眼镜摘下来擦。

“我到你们那儿去的时候，人已经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

“门口有人在看。”他说，“我问了一句。”

雨下得很大，他把眼镜重新戴上，说了这么一句：

“下雨天来的人少，他清静。”

我说了一句谢谢。他点了个头，转身走了。他没有跟车去墓地。

第四天下午，我在城里的一条街上碰见了崔承业。

他从一家店里出来，手里拎着一个很小的袋子，袋子上印着那家店的标志。他看见我，先站住了。

“你那个朋友的事。”他说，“节哀。”

我说谢谢。

“他家里人来过了？”

我说来过了。

我们站在人行道上，隔着半步的距离。他穿着短袖，看上去跟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。有一辆车在他旁边按了一下喇叭，他往边上让了让。

“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”我说。

“你问。”

“那天晚上，”我说，“你跟灰埠那个老板说了什么。”

他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把手里的袋子换到另一只手上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看了两秒。

“我跟他说了实话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实话。”

“他跑到我家来，非要往上冲。我要是不告诉他车是谁的，那天他能把我打死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我告诉他了。那个人活该。他往你们眼睛里倒沙子——倒在你眼睛里，也倒在棠棠眼睛里。他就是个粗货。他把他老婆撞死在路上，跟你撞死一条狗有什么区别？车都没停。”

我说不出话。只有一件事我说不出口：那天开车的人不是他。

“你以为我心里好受？”他又说，“我去退那间房子的时候，看见柜子上放着一袋狗粮，我在那儿坐下就哭了。真的，哭得跟个孩子一样。”

我想恨他。我恨不起来，也没法喜欢他。

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我在跟一个小孩说话。他做的事情，在他那里，从头到尾都是对的。他们两个加起来，把这个世界上他们能碰到的东西都碰了一遍，碰碎了就走开，退回他们自己的钱里面，让别人去收拾。剩下的事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

我跟他握了一下手。这动作很傻，可我还是做了。

然后他转身进了一家首饰店——去买一条项链，还是只去买一对袖扣，我不知道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离开西屿是九月二十几号。

房子空着。草坪没人管，长得跟我家的一样高。门口的地面上有人用马克笔写了一行字，我拿鞋底蹭掉了。出租车司机每次开到那扇大门外面，都会慢一下，往里头看一眼，跟坐在后座的人说一句：“就是这儿。”我后来都躲着那个司机走。

有一个晚上，我听见院子里有车停下的声音，灯光扫过窗子。我没有出去看。我想，大概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，还不知道这里已经没有聚会了。

最后那天晚上，我把箱子装好，把车卖给了一个开超市的人。然后我一个人走到堤上。

对岸那些大房子都黑着，只有水面上一点一点的光。东屿那边的岸线我认得出来，栈桥还在原来那个位置，最外面那一头，那盏航标灯亮着。

它一直亮着。给夜里过湾的船看。船不会记得它，它也不记得船，明天还亮，明年也亮。他站在这里看它的时候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了那儿，放了五年。

天上有雾，雾从水面上起来，把那道窄湾填得满满的。我想起我父亲那句话，想起我刚来的时候站在这儿，看见五十米外有人朝黑水伸出手去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动作是什么意思。

我那时候想的是，一个人能够伸手够到的东西，总是有限的。

现在我明白，那其实是两回事：他手里握着的那些东西，一直在往后退；他伸出去的那只手，一直在往前伸。他从头到尾没有换个方向。

于是我们继续往前撑。像逆流里的船，被水一下一下推回去，推回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