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真名

七月里有个早上，我出门时看见一个人靠在我院子外面的矮墙上。他背着一个包，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，脚边有一个烟头。

“你是住这儿的？”他说，“隔壁那位，你熟吗。”

我说不熟。

“我等了两个钟头。”他说，“敲过门，没人应。我不是记者，我就是做号的，做的都是人物。”他掏手机给我看，屏幕上一条一条地翻，都是差不多的标题，差不多的脸。他说他可以给沈老板做一条，“正面一点的那种”，做完以后“对他也是好事”。

我说你在这儿等着也没用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想拍一张他从门口走出来的样子。背影也行。”

那天下午我从单位回来，他还站在那儿。第二天早上我再看，矮墙根下有三个烟头。

第三天他又来了，这回带了另一个人，两个人一个举灯一个举机子，在堤上拍空镜。我问他拍到什么了。他说拍了车、拍了院门口、拍了他在门口站着的那段自述。“这种片子不用采访本人也能做，”他说，“先用素材顶一顶，等他自己愿意讲了再补。”我说他大概不会愿意。他说：“那更好，越不说的越有人看。”

后来我在手机上刷到了那条。他把我的院子也拍进去了，配的解说词说“背后那栋小房子，住了他唯一的朋友”。我看了三遍，把它划走了。

那个夏天关于沈知白的说法，是一层一层往上堆的。最新的一个说法是：他根本不住在这栋房子里，他住在船上；这栋房子是给人看的。另一个说法是他从南边弄了一条线，线那头是别人的生意，他在这头只管收货。还有人说，他的名字不是他自己的名字。

这一句，反倒是对的。

这件事是后来他自己讲给我听的，讲得很细，细到我到现在还分得清哪几句是他真记得的、哪几句是他真的想让我记住的。

他原名叫沈水生。他父亲沈长贵在红石沟种地，后来又在镇上打零工，给人扛过东西，看过仓库。红石沟那地方原先有矿，矿没了以后，剩下的人都往外走。他母亲是南方人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了。

他念完初中就不念了。镇上有个汽修厂收学徒，他去待了半年，手上磨出茧子，然后就不去了。他说他十六岁那年一个人扒上一列往南的货车，被赶下来三次，最后一次他在车厢里躲了十几个小时，下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省。他说他站在那个陌生城市的汽车站外面，看着天一点点亮，然后决定了一件对他来说天大的事。

“从那天起，我不叫沈水生了。”他说。

他说他十七岁那年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了。新名字里的后两个字，他在一张报纸的广告上见过——那是一家卖笔墨的铺子，招牌上印着：知白。他说他当时觉得，那两个字像一个人的名字，一个住在城里、穿干净衣服的人的名字。

改完名字，他往南边去了。他没跟家里说去哪儿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

就是那一年，他在南边一个海边的码头上碰上一个老头。

那老头姓高，叫高振海，靠边贸和矿起家，手上有一条船，船不大，够住人。那时候高振海五十一岁，一个人带着几个人和一条船，从南边一路往北。沈知白在码头上替人扛东西，扛了两天，第三天高振海让他上船。

“他问我叫什么。”沈知白说，“我说了。他说，这名字好，像个做生意的。”

他在那条船上待了两年。船不大，住四个人，夏天热得睡不着，几个人就到甲板上铺席子。老头喝多了会闹，闹起来只有他能按住。他的活很杂：看船、记账、跑腿、给老头倒酒，也管着老头的钱。他说那两年他学会了三件事：一件事是怎么在一张桌子上看出谁说了算；一件事是钱在什么地方长出来；还有一件事是——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真的和假的，而且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一半是哪一半。

后来老头死了。死之前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几行字，说要给他留一笔钱。那笔钱他最后没拿到，被老头的家里人处理掉了。他没去争。他说：“那钱本来也不是给我的。”

老头走的那年，他去当了兵。走的时候他父亲送他到镇上，两个人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谁也没说话。他说他父亲是那种“一辈子没弄明白自己活着是为什么”的人；他不恨他，只是不愿意再认他。这话他讲得很平，讲完还笑了一下。

那天他讲完这些，我们站在他家门口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忽然问我：

“你以前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胡说八道的人。”

我说是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十六岁以后一直是这样。你没法跟人说真的，说真的没人听。你要把每一句话都修一遍，修到别人肯听。”

他抬头看着那栋房子。灯全亮着。

那栋房子我从外面看过很多次。白天看，它是结实的，院墙、草坪、门廊、泳池，一样不缺。可到了夜里，从堤上看，它像一个被摆在暗处、专门打了光的物件——光打得太足了，反而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。

“我十七岁那年夜里睡不着，”他说，“我就在床上想。想我以后住什么样的房子，房子里有什么人，桌上有几样菜。我把这些一样一样想过，想过很多遍，想到最后能背下来。那时候我是一个人，屋里连灯都没有。可我觉得那些东西全在那儿，只是还没长出来。”

七月底的一个下午，崔承业带着顾棠和另外两个人来了。

那天沈知白在院子里忙，草坪上的棚子是上午搭的，来的人比平时少，三十来个，都很安静。崔承业从马上下来的时候还在擦汗——他和那两个人上午在市里的马场骑了马，是顺路过来的。他在人群里走了一圈，谁都不认识，就跟顾棠两个人在边上坐着。

沈知白过去迎他们。他走到一组人面前，做了介绍，声音不大，但是很清楚。他先说了两句客套话，然后指着崔承业说：“这位是那位的先生。”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在“那位的先生”和“崔承业”之间，他加了一个词。

“——划船的。”他说。

崔承业笑了一下。“不是划船的。”他说。他没有解释自己是什么，只是把这句话说了一遍，说得很轻，像在掀掉桌上的一小块脏东西。他说完就不再看沈知白了。

席上有人起了个话头。跟崔承业一起来的一个女人问沈知白是做什么的，问得很随意，像随便找句话填一填场面。沈知白说了几句，说得很长，也很有条理，说完还问她那天有没有吃到他让人做的那道菜。

那女人又顺口说了一句：改天进城，到我们那儿坐坐。

沈知白立刻说好，说随时都可以，说得很快。女人笑了一下，没接。

“她不会请你的。”崔承业在旁边说。他说得很平静，语气里没有恶意，只是在说一件事实。

顾棠看了他一眼。

“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。”崔承业又说。顾棠说你不是查过吗。崔承业端着杯子笑了一下：“我不用查。现在这些刚有钱的人，我看一眼就知道——一半是倒东西的，剩下那一半，钱不是自己的。”他说完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放回桌上，放得很轻。

那天晚上，顾棠没有待多久。她拉着沈知白从人群里走出来，走到台阶下面，站定，回头看了一眼院子。

“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。”她说，“我不喜欢这个地方。”

她说得很直，没有绕。她说这话的时候院子里的音乐正响着，那边有人在喊、有人在拍手、有人在往泳池边上挤。她皱着眉头看了一圈，那表情不是嫌恶，更像是一个人看不懂一件事时候的脸——她看到一个她不认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属于她，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她。

沈知白没有分辩。他一直看着她。

他们走得很早。车开走以后，沈知白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。我走过去跟他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我说了一句：你不能把过去再拿回来。

“过去当然可以拿回来。”他说。

他站在最高的那一级上，往东南方向看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湾对面的岸线排着一串灯，从这儿看过去是一道很长的、断续的亮线。他没有再看别处。

“我把她领到我这儿来，”他说，“让她从这里往外看。她看见的东西，就跟五年前不一样了。到那时候，我们把所有的事都摆平——把所有的事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两只手还在口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