灰碴场
她没有回柳洼。
老堰头那个院子她退了，钥匙托房东的侄子捎回去。正月里她在县南边一个蔬菜基地干了两个月，住的是活动板房，八个人一间，一天一百三十块，日结，晚上在群里发红包。干了不到两个月，基地的老板娘忽然问她：“你是不是在坡上待过？”她当天晚上就收拾东西走了。
三月里她回了一趟柳洼。母亲病了，是心脏上的毛病，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，花了七千多。她把卡里的钱取了一半出来，交在母亲枕头底下。家里那件事村里人都知道，见到她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看她一眼，再看一眼。
她在家待了十天，就又走了。
五月初，她到了灰碴场。
灰碴场在一个很高的台地上。从镇上出去，坐一个小时的拖拉机，再走三里路，最后上一道长坡。坡上没有树，风大，土是灰白色的，一脚踩下去会起一层灰。场部是三排砖房，房后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田，田里种的是甜菜和马铃薯。
邝有田是场长，五十来岁，眉毛很淡，说话像背书。他先问她有没有做过大田，她说做过。他把她的身份证收去复印，说临时工的身份证都要押在他这儿，走的时候还。他说工钱按亩算，一个月一结，头一个月的钱压着当押金。秦苔问为什么压一个月。他说，怕你跑。
她的宿舍在第三排的东头，六个人一间，铁架床。她把行李放下，正蹲在床边铺褥子，门口进来一个人，把她的行李包拎起来扔到上铺去了。
“你睡上铺，下铺我睡，我夜里起来两回。”
秦苔抬起头，看见的是马秀兰。
马秀兰也认出她了，手上一停，把包放下来，说：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。”问完她也不等答，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电热杯，塞给她，说：“先烧点水。”
第三天中午，她在食堂里看见了尹小荷。
尹小荷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上，一个人，面前摆着一只搪瓷碗。她也瘦了，脸黑，头发剪短了，剪得不太齐。她看见秦苔，先是没有表情，过了一会儿，把手边的半碗咸菜往桌子中间推了一点。那就是她的招呼。
那顿饭她们没说什么。吃完洗碗的时候，尹小荷说了两句话。第一句是：“雷小桃回了家，人在医院里待过两个月，现在好了，就是不爱说话。”第二句是：“你别跟人说溪塘的事。”
从那以后，三个女人在灰碴场各占一条垄。
灰碴场的活，和在溪塘完全是两回事。
在溪塘，牛是活的，人围着一头一头干活，做得再累，牛吃草的时候你也能歇一歇。在灰碴场，机器不等人。甜菜要抢在两场雪中间收完，机器一天不歇，人就跟着一天不歇。凌晨四点起，天亮前进田，一直干到天黑看不清苗垄。弯腰的时间长了，人直起来要用手撑着膝盖。手上先是起泡，泡破了结痂，痂再磨开，冬天里那两只手就像两块刨过的木头。
十一月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蒸汽脱粒机开进了场部。
那台机器是场上最老的一台，铁皮的壳，比人高一个头，机器一开，场上所有人都得跟着它转。蒸汽从管子里往外冒，落在地上化成水雾，把人的脸和手都泡在里头。传送带上甜菜一个一个过去，泥和碎叶甩得到处都是。秦苔站在分拣口，一天十四个小时，中间只有两次吃饭的时间。机器的声音大到听不见人说话，邝有田要下工，就站在她背后拍她的肩膀。
第三天下午，传送带卡了一次。
卡住的是两根缠在一起的甜菜秧，堵在滚筒的进口。按规定要先停机，等滚筒停稳了再掏。秦苔喊了一声，机器声太响，没人听见。她伸手往进口里掏，手套的指尖被滚筒咬住，甩了一下，手背在铁壳上磕出一道口子。
是尹小荷先看见的。她跑过来，一脚踩在急停的踏板上，机器停了。她抓着秦苔的手看了看，去场部拿了创可贴和一小瓶碘伏。
邝有田过来看了一圈，先看机器，再看她的手。他说：“停机一次，一天的量就少二十吨。你这一下，我得记你一笔。”
“她手在流血。”尹小荷说。
“流血的地方人多了。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马秀兰把她那半瓶白酒拿出来，给秦苔的手背洗了一遍。三个女人坐在活动板房的门口，谁也没提溪塘。远处的脱粒机还在响，蒸汽在那片黑地里冒出一团白，像谁一直站在那儿喘气。
十二月底，他们开始扒马铃薯的秧。
那是雪后第三天。霜把秧苗冻干了，人跪在地里，把冻硬的秧从垄上扒开，底下才是薯块。手套沾上雪水，一会儿就硬了，硬了就抓不住东西，只能脱掉。秦苔扒到中午，左手三个指头已经弯不下来了。她把手指头插进自己怀里暖了一会儿，暖开了，又跪下去接着扒。
马秀兰跪在她旁边那一垄。她没有手套，两只手在袖子里拢着。两个女人做到中间，都不说话，只是一垄一垄往前进。歇工的时候，马秀兰从怀里摸出一块饼，掰成两半，把大的那半塞给她。
“你要是那天跟他说了，是不是就不用在这儿了。”马秀兰说。
“他要是听了，就永远不会娶我。”
“那现在呢。他人在巴西？”
“在巴西。”秦苔说，“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。信号很差，说了三句就断了。”
“三句是什么？”
“他说，那边很热。他还没死。”
马秀兰把那半块饼咽下去，说：“这两句就够一个人活半年。”
每个月发工钱，秦苔留下自己的生活费，剩下的都转回去。她母亲收钱收得快，回信回得慢。回信一般只有两句：钱收到了。你爸还那样。有一回母亲在信里说，父亲的病越来越重，腿肿，走几步就喘；又说坡上那家来过人，送了一台血压计，还说家里那院房子的租期明年三月到期，村里有人在打听。
秦苔把那封信读了四遍，读到第四遍，她从床上起来，走到宿舍外面，蹲在墙根下。
尹小荷那天夜里出来倒水，看见了她。尹小荷把水泼在地上，站着没走。过了一会儿她说：“你爸那病，你寄多少钱也是个填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院房子，你别想着能保住。”尹小荷说，“你妈在信里写清楚没有？租期什么时候到期？”
“明年三月。”
“那你得想别的路。”尹小荷把水盆夹在腰上，“你跟我一样，挣的是日结的钱。你别拿这个当靠山。”
秦苔在那堵墙根下蹲到腿麻。她想起尹小荷在溪塘说过的一句话：她那时候说，男人说的话，听听就好。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，那时候她还没见过陈砚舟。
那院房子的事她一直没想明白。柳洼村东头那院房子，她从小住到大，房梁上有她小时候挂的绳结，墙上有她妈每年贴的门神印子。她一直以为那是自家的老屋。她问过母亲一回，母亲说，你爷爷手里就开始住了，几十年了，写着租，其实一年也交不了几个钱，人家也不来要。
现在人家来要了。
转过年的正月里，母亲的信又来了，说父亲的腿肿到脚面，躺着的时候要垫两个枕头。信末又添了一句：坡上那个少爷来过家里两回，送了东西，你爸收了。
秦苔把那封信折起来，塞进枕头底下。
那年春天来得晚。四月里，地还冻着，场上没什么活。她每天早上到田边去走一圈，看看雪化了多少。走到四月下旬的一天早上，她照旧从田边往回走，走到场部前面的那片空地，看见三个人站在那儿跟邝有田说话。
其中一个穿着旧棉袄，戴着一顶帽子，背对着她。那件棉袄看着像场里临时工的，袖子短了一截。
邝有田看见她，抬手往她这边指了一下。
那个人转过身来。
秦苔站在原处没动。她认出来了。她手里还攥着早上出门时拿的那只搪瓷缸子，缸子里有一点凉了的开水。她把缸子往前一送，水泼在地上，洒了一道。
“我来看看你。”秦世豪说，“我打听了很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