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婚夜

秦苔听完他的话，先松了一下。

那一瞬间她心里是空的，空的后面有一句高兴。她坐直了些，说：“那正好。我也有一件事。我说了，你就都知道了。”

她说的时候是笑着开口的。她说了坡上那个夏天，说了温室里的草莓，说了黑松林，说了秦露，说了公墓墙外那块地方。她说的顺序是反的，从名字说起，再说人和事。她说得很慢，因为每说一件事，她就得停下来看看他的脸。

他的脸变成了一块木头。

她说到“孩子埋在墙外”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看她了。他起身，走到桌边，两只手撑在桌沿上，低下头去。屋里只有一盏吊灯，灯罩上有两只撞死的蛾子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开口了。

“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”

“我写过信。”她说，“九月里写的。塞在你门底下了。信被地毯压住了，你没看着。后来我把信烧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说。”这句话他是咬着牙说的，“你如果早说，我就不会——”

他停住了。后面那半句他没说出来。

秦苔从椅子上滑下去，跪在他脚边。她说：“你原谅我。你刚才那件事，我一句都没问过。”

“我不是不原谅你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原谅不适用。”他说，“你原先是一个人，现在成了另一个人。我怎么原谅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？”

他说完这句，笑了。那个笑很短，很干，像木板开裂的声音。秦苔在地上抖了一下。她听见自己说了一句：“你别这么笑。”

“我明天去见过我父亲，”他说，“然后去巴西。”

那年他家有个远房亲戚在巴西的中资农场上做管理，那边地便宜，缺懂技术的人。他半年前随口提过一次，今天变成了决定。他当晚就在手机上查机票，查了两次价格，第二次就下单了，从省城走。

秦苔问他，她能不能跟着去。

“不行。”他说，“你跟着我，我们谁也好不了。”

她在地上又跪了一会儿，然后自己站了起来。她走到灶房，把炉子上那壶水提进来，倒了两杯。她把一杯推到他手边，他看了一眼，没有动。她自己端着另一杯站在桌边，慢慢地喝完了。

“你的水凉了。”她说。

那天晚上他出去过一趟。他穿上外套，走到院子里，站在雨里。院子不大，围墙外头是别人家的地，地里的玉米秆早砍完了，只剩一片黑。他站了十来分钟，衣服湿了半边。秦苔站在门里看他的背影，很想给他送一把伞出去，手在门框上按了两次，最后还是没出去。

他回来的时候，鞋上都是泥。他把鞋脱在门口，进屋一句话没说，倒在东墙那张床上，连外衣都没脱。他没有睡着。秦苔听得出来，一个人的呼吸骗不了人。她在西边那张床上躺着，睁着眼看房顶。过了半夜，他起来，把桌上的台灯打开，坐在那儿，一直坐到天亮。

第二天是冬至。

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很小的雨，一直落，落到地上没有声音。早上她起来做饭，煮了一锅面。她端了一碗放在他门口，把门带上，自己去灶房里吃。过了一会儿她进去看，那碗面在那儿，面汤凉了，面涨成了一坨。

上午十点，他去了恩泽镇。他没有带她。

他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。进门他先把外套脱了，抖了抖水。他在他父亲家吃的中饭。

那天晚上她问他，你父亲怎么说。他说了一点。他说，他进门的时候他父亲正在堂屋里抄一段经文，抄在那儿已经抄了两个小时。他把结婚的事说了，说了媳妇是溪塘牧场的人，家里在柳洼种地。他父亲放下笔，问了一句：她家是哪一辈的信徒。他说不上来，就说是柳洼村的。他母亲在旁边接了一句：柳洼那个村，我们教会没去过。

他说他母亲又讲了一句，说他这事办得急，回来该想想。他父亲劝了他母亲一句，说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定，然后回头对他说：你带回来见一面，日子长着呢。

他那天没有把话说完。他坐在那儿，听着他父亲把笔搁在笔架上，什么也没再说。

回来的路上他在镇口停了一会儿，站在雨里，在手机上给他父亲发了一条短信：新媳妇的事，有些情况，等他从巴西回来再说。他父亲回了一个字：好。

西墙上那两幅旧画还在，就是她进门那天看见的那两幅。

一幅是个男人，穿着旧式的对襟褂子，脸很黑，眼睛朝下看。另一幅是个女人，颜色褪了大半，脸很淡，眼睛细长，嘴角往下一压。秦苔坐在桌边，抬头就能看见那幅女人画。她看了很久，越看越觉得画上那个人在看着她。

“像不像我？”她问。

陈砚舟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看了一瞬，把脸转开了。“这房子以前的人挂的，跟谁都不像。”

夜里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，睡在两张床上。一张靠东墙，一张靠西墙，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他背对着她。三更之后雨停了，窗外有一只鸟在叫，叫了一会也停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他收拾了一个箱子。

箱子是去年冬天他带来的那个帆布的，拉链坏了一边，用一根绳子绑着。他往里头放衣服，放了两条毛巾、一双胶鞋、一包从溪塘带出来的资料。秦苔在灶房里给他煮了六个鸡蛋，用塑料袋装好，塞在箱子侧面的兜里。她还想给他装两个馒头，锅里的只剩一个，她拿报纸包了那个，也塞了进去。

他出门前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墙，看了看那张桌子。他伸手把东墙那张床的被子抹平了，抹了两次，抹到看不出褶子。

临走之前，他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桌上。他说这是这大半年攒的工资，一共一万八，卡的密码是她的生日。他又从箱子里拿出两件衣服给她：一件厚外套，一条围巾。他说：“你先回你家住。你要是想出去做工，也行，别告诉他们我在哪儿。我到了那边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回来，我还在吗？”

他把箱子提起来，没有答这句。他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那一眼里有恨，也有别的。他推开门，走到院子里，把箱子放进车斗，开走了。

秦苔站在门里，一直站到车的声音听不见了，才把门关上。

她在那张桌子边坐到中午。

她把卡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是蓝色的，上面有银行的标志。她没有哭，也没有动。她把那六个鸡蛋和那个馒头从箱子里翻出来——他没带走，兜上的拉链开着，东西都在——放在灶台上，热了一个，自己吃了。

下午她把屋里收拾了一遍，把被子叠好，把两幅旧画上的灰用袖子擦了一遍。擦到那幅女人画的时候，她的手停了一下。她踮起脚，把画摘下来翻过去看背面，背面糊着旧报纸，日期是二〇〇一年。

她把画挂回去，仔细对准了位置。

傍晚，她锁上院门，把钥匙放在门框上放好，拎着自己的包走了出去。

她先去了镇上。她在镇上的银行取了两千块钱，转了一千五给母亲，转账备注里写了四个字：这个月的。然后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说她在县里接了个活，过年前不回柳洼了。母亲在那头说，你在外头注意身体，钱我收到了。母亲又问了一句：女婿呢。她说他出差去了。母亲说哦，就挂了。

她从邮局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镇上那条主街上亮了几家店铺的灯，卖农药的、修电动车的、一家卖寿衣的，都把灯开着。她在街边站了一会儿，买了一斤橘子，拎着。走到镇口，天很冷，远处的麦地灰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她站在路口，第一次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