谷里

秦苔那一年十九岁。

七月末她从坡上回来的那天晚上，在井台边吐了一回。第二天早上又吐了一回。到第三天，她自己就知道了。她在那几天里没跟任何人说话，白天照旧下地薅草，晚上回来做饭，不说话。

回家第九天，村里的微信群先知道了。村卫生室的王大夫在群里发通知，说县里来村里做已婚妇女的两癌筛查，三十五岁以上。有人跟着问了一句“没结婚的算不算”，下面几个表情包，再往下就歪了。秦苔在群里，就在那几个表情包的下面，她什么也没回，第二天退了群。

邱金枝是在她退群那天晚上开口的。

“这事不算什么。”她坐在炕沿上，一边缠线一边说，“姑娘嫁人的前一天，谁说得清。你别往外说，就这样。等你爸气消了，托人给你说个人家。洼里说不成，就说外村。”

秦得禄的气一直没消。他从那天起不再让秦苔上桌吃饭，也不许她在院子里晾衣服，说“外人看着不像样”。他病着的那两年，话本来就少，那阵子更少，整个人坐在屋檐下的板凳上，一遍一遍地说他祖上是县丞。他绝不提坡上那三个字。

冬天过去，第二年四月，孩子生了。

生产是在家里生。邱金枝请了邻村一个接生的老太太，夜里来的，天亮走的，收了两百六十块现金，还把剪刀落在了炕席上。孩子是个男孩，生下来瘦，哭声不大，像猫叫，出气的时候胸口会陷下去一块。

办出生医学证明的时候，秦苔跑了三趟镇上的卫生院。办事处的人问她父亲一栏怎么填，她说不填。人家说那就要写个情况说明。她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写，写了半页纸，交上去，人家看了看，又说要村委会出个证明。

户口最后落在了柳洼村，户主是秦得禄，户下写“外孙”，随她姓秦。

那半年她过的是另一种日子。

孩子夜里要吃三回，她每隔两小时醒一次。后来她学聪明了，抱着他靠在墙上睡，他一动她就醒。白天她把他裹好背在背上，下地薅草、上井台打水、去村东头磨面。背久了，孩子睡在她背上，头歪向一边，口水把她的衣服洇出一片黄。她走路的姿势从此变了，肩膀往前含着，一直没改回来。

赶集的时候，她把孩子放在摊位边上的一只纸箱里。

集上的人看她的眼神分两种。一种是原来就熟的，看见了点个头，各自办事，那份好意是实在的。另一种是不太认识的，从纸箱那边走过去的时候会停一下，回头再看看她。有一回一个卖鞋的妇女看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这孩子眼睛长得真好，像谁呀。”旁边有人拉了拉那妇女的袖子。妇女就不说了，低头整理她的鞋。

秦苔蹲在纸箱边上给孩子喂水，一句话也没接。

秋天的时候镇上来了体检队，在村委大院摆了几张桌子。王大夫站在门口叫号，看见她抱着孩子从门口过，叫住了她，说：“你带着娃也顺便量个血压。”她进去了。王大夫量完血压，把听诊器挂回脖子上，说了一句：“你自己也要吃好点。你瘦得太快。”他看了一眼她怀里的孩子，没有问父亲是谁。

名字是秋天取的。取名字的那天晚上，她已经三天没睡整觉了。孩子从八月里开始拉肚子，拉到九月，人就蔫了。她抱着孩子去镇上的卫生室，王大夫给她开了点药，说再不好就要去县医院，县医院住一天，押金三千。她那天从卫生室回来，在门口的小卖部站了一会儿，没进去。

九月十六那天夜里，孩子烧到三十九度四。

前几天她还带他去过镇上的卫生室。卫生室只有一间屋子，一面墙上贴着疫苗的宣传画。王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胸口，说肺上还干净，是肠胃的毛病，开了蒙脱石散和一盒口服补液盐。他一边写单子一边说：“娃要是拉得厉害，就得去县里。县里儿科现在有床位，你先去挂个号，别等。”

她那天没去。去县里的班车一天两趟，早上六点半一趟，中午十一点一趟，来回四个小时；县医院儿科门诊的挂号费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她拿着那两张单子在卫生室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，把药钱付了，抱着孩子回来了。

秦苔抱着他坐在炕上，一坐坐到半夜。他不哭，喉咙里有一点点声音，像小风穿过窗纸。她把额头贴在他额头上，贴了很久。她心里想着一件跟眼前无关的事：这孩子生下来到现在，还没有人给他起过正式的名字，家里人都顺着她叫“小的”。

她起身了。她走到灶房，倒了一碗凉白开，端回来放在炕桌上。然后她走到另一头，把小满和小苇推醒。

“起来。”她说，“从今天起他叫秦露。”

小满没醒透，坐在被窝里揉眼睛。小苇吓得直往被子里缩。

她把孩子抱起来，让他的脸朝上放在自己膝头，用指头蘸了水，往他额头上抹。她抹了三下。她照着村东头聚会点听来的那几句话念，念得不准，把“圣”字念成了“胜”。她念完了，又说了一句：

“你是秦家的孩子，叫秦露。你是我一个人养的。这话有人听见。”

小满在被子那边说：“姐，外面冷。”

“这就是证人。”她说，“两个就够。”

天没亮孩子就不行了。她抱着他，从后半夜抱到天亮。天亮的时候，孩子的额头凉下去，她还抱着，抱到邱金枝推门进来。

邱金枝看了一眼，转身出去，过了一会儿端了盆热水进来，说：“放下吧，得给他擦身。”

秦得禄那天始终没进那间屋。他把堂屋的门从里面锁了，钥匙揣在自己兜里。

第二天下午，秦苔去镇上找郑维正。

郑维正是鸦谷镇教会的年轻牧者，三十出头，戴眼镜，冬天穿一件黑色的棉服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。她没敢进教会院子，站在门外的一棵树下等，等了两个小时，等到他出来送客人。

“我想问一件事。”她说。

她说孩子的事，说她半夜自己给孩子施洗过，说孩子没了。她问：“这样算不算受过洗？跟你正经做的一样不一样？”

郑维正扶了扶眼镜。他先是按规矩说了半句，说到一半停了下来。他看了看她，那半句话就回去了。

“一样。”他说。

“那能不能埋进坟地？”她马上问，“村里那块公墓，西边那块，不都是你们的人吗。我去问过，村里说要去问你。”

郑维正把头低下去，看着地上的落叶。过了一会儿他说：“这个不行。我要是开了这个口，别人家的事我就都得开。”

“就一次。”

“真的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她问，“你刚才说一样的。”

“一样。”他说，“但那是两件事。”

秦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那我不信你们了。”

她转身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她听见后面脚步声，郑维正追上来，把一个纸包塞给她，说是两斤面条，他自己家蒸的。她没要，走得更快。

秦露葬在公墓西墙外那片荒坡上。

公墓里不让埋，墙外的坡上常年长着半人高的茅草，村里有人把夭折的孩子、上吊的人葬在那里。秦苔从家里拿了一把铁锹，抱着孩子走过去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她挖了很久，挖到手上起了血泡。挖到一半，沟底下是土，土下面是碎砖，她拿手把碎砖一块块捡出来。

埋完以后，她在那块地方踩实了，又去找了一块木板，用记号笔写了“秦露”两个字，钉在土里。她第二天傍晚又去了一趟，带了一只玻璃罐——山楂酱吃完的罐子，标签还在，字是红的——装了水，插了一把野菊花，放在木牌前面。

那罐子放在那儿，看起来不像坟。

她在坡上站到天快亮。这一夜，她想的是母亲那句“人还得往前走”。她想起柳敬斋说的王家坟镇，想起山坡上那些磨得发亮的温室玻璃。

天亮的时候，她把玻璃罐里的水又添了一点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往家走。

回到家，她跟邱金枝说了一句话。

“我要出去做工。”

邱金枝在灶前抬头看她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溪塘。”她说，“那边有个牧场，招挤奶的。”

那年冬天她没有走。地里最后一茬菜是她收的，圈里那两头猪也是她喂到腊月才卖的。过了年，开了春，她先去公墓墙外把那只玻璃罐换了新水，回来把行李收拾成一个包，才动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