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账
腊月二十九，江州落了今冬第一场像样的雪。雪不大，落在地上就化，只有巷子背阴处的冰碴越积越厚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永昌巷口那栋六层旧写字楼里，三层最里间的办公室没有开灯。窗户上结着薄薄一层水汽，把外面的雪光滤成灰白的一小片。严九龄就坐在这片灰白里，桌上摊着三本账，一台老式点钞机，一盏黄铜底座的小台灯。台灯是这间屋里唯一亮着的东西。
有人敲门。声音很轻，敲了两下就停住，隔了几秒，又敲两下。
“进来。”严九龄没有抬头。
岑春和探进半个身子，围巾还挂在脖子上，眼镜片上蒙着白雾。他进门先哈了一口白气，搓了搓手，才把那句话说出来：“严总，明天……就是除夕了。”
“我知道日子。”严九龄翻过一页账，“有事说事。”
岑春和把围巾摘下来搭在手臂上，站得离办公桌远一点，像是在给自己留退路。“我想请个假。除夕一天，初一再回来加班，这个月的账我连夜赶出来，绝不含糊。就是……小满今年八岁了，还从来没在家里守过岁。他腿不方便，出去哪儿都难，就盼着过年家里热热闹闹的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点钞机不知什么时候又转了起来，哗啦啦地数着一沓票子，数完停了。
严九龄这才抬起头。他五十出头，颧骨很高，脸颊没什么肉，一双眼睛是浅褐色的，看人的时候不怎么眨。他看着岑春和，看了足有五秒钟。
“小满的腿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和公司放假有什么关系？”
岑春和的脸涨红了。“严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就是想着，过年了，一家人齐齐整整——”
“齐齐整整。”严九龄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，像是在嚼一块没有味道的东西。“岑春和，你来公司几年了？”
“六年了，严总。”
“六年。你的工资，我一年比一年发得准，一分不少。合同上写的年假你休过没有？休过。去年初一到初五，你不是也回去了？今年怎么又开这个口？”
“去年是我一个人凑合。”岑春和的声音低下去，但他还是把话说完了，“今年孩子大一点了，会问问题了。他问我，爸爸，为什么别人家爸爸过年都在家，我们家爸爸初一就要去对账。我没法回答他。”
“那你现在也不用回答。”严九龄把账本合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“除夕放你一天，法定的。初七一早八点，你到这儿，城南那笔账必须收回来。你要是赶不出来，你就想清楚，这个岗位是不是还适合你。”
岑春和站在原地，嘴唇动了动。“严总，我——”他开了个头，又停住了。小满的药这个月又涨了价，家里那台制氧机的租金刚续了一年，六年里他初一出过三回差。可这些话在喉咙里滚了一圈，最后出口的只有一句：“我初七一早到。”他把围巾重新围上，鞠了半个躬，退了出去。
门还没带上，他的手停在了门把上。他转过身。
“严总，初一那趟城南，我夜里来对行不行？白天家里孩子……”
“我没问你孩子。”严九龄打断他。
“那我义务加班，一分加班费不要。城南那笔账，本来初五去也来得及——”
“谁定的初五？你定的？”严九龄把笔往桌上一搁，“岑春和，我拒绝你两次了。第一次你讲孩子，第二次你讲加班费，第三次你想讲什么？讲我严九龄不讲道理？”
办公室里静了下来，静得人心里发空。
“我讲完了。”岑春和说。他把围巾在脖子上又绕了一圈，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可是门关得很轻，轻得严九龄心里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。
门关上以后，严九龄在原地坐了一会儿。台灯的光圈正好照着桌上那本最厚的账簿，封皮是深蓝色的，边角磨得发白。那是陆同舟留下的最后一本账。
雪下得密了一点。
上午十点，楼下传来拍门声。严九龄没有动。拍门声停了，换成敲门声，然后是钥匙响——外甥有他这里的钥匙，这件事严九龄一直没想明白是怎么来的，大概是素秋当年留下的旧钥匙没用完，被舒朗捡了去。
舒朗推门进来，带进来一股冷风和一身雪粒。他二十八岁，穿一件橘红色的羽绒服，在这么个灰扑扑的办公室里像一团火。他手里拎着两个纸袋子，进门就往桌上一放。
“舅舅，别翻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妈走了以后，她的腊味方子留给了我。今年我照着腌的，给你捎两袋。顺便来看看你。”
“放下就走。”严九龄说。
“走可以。”舒朗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，他毫不在意。“初一中午来我家吃饭。童遥今年第一次掌勺，她学了三个菜，全都指名要做给你尝。你要是不来，她能念叨到正月十五。”
严九龄终于把目光从账本上挪开，落在纸袋子上。袋口露出两节蜡肠，红得很扎眼。
“我不去。”他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没有为什么。饭桌上坐了一屋子人，说些没用的吉利话，互相攀比年终奖，喝得脸红脖子粗。我去干什么？”
舒朗想了想，很认真地回答：“吃饭啊。腊味是我按我妈的方子腌的，酒是我买的，人是想你的。这三样东西凑在一起，就是年夜饭，跟攀比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谁想我？”严九龄哼了一声，“你妈想的是她哥哥。她哥哥十年前就死了。”
办公室又静了。舒朗的手指在纸袋子拎绳上绕了两圈，又松开。
“舅舅。”他这次声音低了些，“你知不知道，每次见你，我都得先在心里排练一遍要说什么，怕哪句话说重了，你连门都不让我进。一个外甥见舅舅要排练，你不觉得这个事不对吗？”
“我忙。”严九龄说，“你走吧。初七我要对账，城南那边年前有一笔款子出不来，初七就是讨账的日子。”
“钱。”舒朗站起来，把椅子推回原位，这次没有让它发出声音。“行。饭我年年请你，你年年不来，我也不嫌烦。可是舅舅，我只说一句，说完就走——你把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有一笔你从来不看。”
“哪一笔？”
“你自己。”舒朗指了指他，“你欠自己的那笔。这笔账你拖了十年了，舅舅。利息我替你算过，很贵的。”
他拎起自己的围巾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初一中午十二点，我家的地址你知道。门我会留着。”
门关上了。严九龄盯着那两袋腊味看了很久，最后起身，把它们拎进了走廊尽头的储物柜，和去年的两条烟、前年的一盒点心放在了一起。柜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，写着“待处理”。那两个字是他自己写的，笔迹还很新，纸已经黄了。
中午，严九龄破例下楼吃了一碗面。
不是他想吃，是账上还有半页没对完，他饿得手抖，又懒得回家。永昌巷口那家面馆开了十五年，老板娘认得这条巷子里每一个人。严九龄进门的时候，店里七八个食客，说话声一下子矮了下去。
“老规矩？”老板娘问。她的语气平平的，听不出热络。
“牛肉面，不要辣。”严九龄在角落坐下。
面端上来，他低头吃。吃到一半，邻桌两个跑运输的汉子结账起身，经过他身边时，其中一个压着嗓子说：“就是他。王家铺子的房就是收的这个人的。”
另一个“嗯”了一声，声音不压嗓子：“收房那天我看见了。王家那小子跪在门口，这老头眼皮都没抬一下。”
严九龄握着筷子，把碗里最后一口面吃完。他放下筷子，抬眼看了那两个人一眼。两个人也正看他，目光撞上了，谁也没躲。
“房是抵债物。”严九龄说，“合同在，你们可以去看。”
“合同是死的。”跑运输那个说，“王师傅的娃在住院，你能不能等人出来？”
“我等他，谁等我？”严九龄把钱压在碗底，站起来，“他借了钱，我有借条。你要是看不过去，你替他还。”
那汉子噎了一下，脸涨红了，手在腰上叉了又放。
可是他很快把气顺了过来，两步跨到门口，拦住严九龄的去路。
“严老板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合同是你们签的，可王师傅那笔，利息是你临时往上抬的，抬的时候他媳妇就跪在你桌上求——这事儿巷子里谁不知道？”
“抬息是写在补充协议上的，他自己按的手印。”严九龄不退，也不让。
“你凭什么把人往绝路上逼？”汉子质问他。
“凭合同。”严九龄反问，“你要是觉得合同没用，你可以去法院告我，我等着。”
两个人僵持在那儿，谁也不让谁。汉子怒极反笑。老板娘捏着抹布想过来劝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到底没敢开腔。
“好。”汉子最后说，“严老板，你赢。可是你记着，这条巷子小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出门看路，进门看人。”
老板娘过来收碗，把话头接过去了：“两位，大过年的，少说两句。严老板，您慢走。”最后三个字说得又轻又快，像把什么东西扫地出门。
严九龄走到门口，忽然停下，回头看着老板娘。
“你这面，”他说，“涨了。去年十二，今年十五。”
“物价你也要管？”老板娘翻了个白眼。
“不是管。”严九龄从兜里又摸出五块钱，压在桌上那几块钱上面，“我提醒你，你这价，挂得太实。隔壁那家十四，料比你的足。做买卖，账要算，人情也要算。”
他出了门。身后，店里嗡地一下议论开了，像一锅水开了锅。有个声音飘出来半句：“……他倒教起别人做人了……”
下午三点，敲门声又响了。这次进来的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四十岁上下，每人手里抱一个红色捐款箱，胸牌上写着“江州市困难群众帮扶基金会”。那位男同志很胖，脸冻得通红，一进门就搓手。
“严总，冒昧打扰。”他喘着气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，“年底了，我们基金会在做冬春救助，主要是给城里几户特殊困难的家庭，一个是有尿毒症患者在透析的，一个是一家三口挤在十平米的车库里、孩子马上要中考的。名单和账目都在这儿，您要是方便——”
“不方便。”严九龄说。
胖同志的笑僵了一下，还是接着说：“严总，是这样，您的公司在咱们永昌巷也开了快二十年了，街坊们都看着。这个名单上的家庭，有几户当年跟贵公司也……”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”严九龄打断他，“他们借过钱，还不上，现在困难。政府的低保、大病医保，该有的政策都有，为什么会困难到要募捐，你先把这个账算清楚，再来找我。政策之外的窟窿，凭什么让企业填？”
“严总，政策是政策，政策兜的是底，兜不住的是人的日子啊。”那位女同志轻声说，“车库里那孩子，数学考了年级第二，可是晚上写作业连一张桌子都没有。”
“那是他父母的事。”
“他父母都在打三份工。”
“那就更说明，”严九龄站了起来，把椅子往后一推，“这个社会上想活命的人自己会想办法。我不干涉你们募捐，你们找愿意捐的人去。我这里不捐。”
两人对视了一眼。胖同志把材料收进包里，走到门口，忽然回过头。
“严总，我就问一句。”他说，“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
“五十有二。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胖同志的声音不重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“我父亲生前是个会计。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——账本上的字是死的，可记账的人，名字都留在上头。这话今天我原样送给您。”
他们走了。严九龄在门口站了半分钟，把门锁上，回到桌前。他发现刚才那页账自己翻过去了，就又翻回来。
他把没对完的账留在桌上，下楼去透口气。路过巷子中段，他停了一步——王家铺子的卷帘门上贴着社区办事处的封条，门缝里塞着几张褪色的福字。他看了几秒，继续走。雪把他的脚印一个一个填平。
这一年还剩最后两天，永昌巷照旧人来人往。卖春联的推车停在巷口，红纸黑字，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亮得像一团火。摊主是个独眼的老汉，嗓门洪亮，见人就吆喝：“福字春联，写啥有啥！”有人要“财源广进”，有人要“出入平安”，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站在摊前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我要一副，上联是‘情不欠账’，下联您给我对一个。”
老汉笔都顿住了。周围看热闹的人哄笑起来。
“小姑娘，这上联得罪人啊。”老汉说。
“得罪什么人？”小姑娘说，“我妈说，这条巷子里，欠账的过年像过关，收账的过年像过年。我偏要对一副，让大伙儿评评理。”
老汉想了想，笔在红纸上悬了一会儿，落下去，写的是：“债不过年”。横批：“两清”。
围观的人安静了一拍，接着叫起好来。小姑娘捏着春联跑远了。巷子最里头，三层那扇没开灯的窗户后面，严九龄在账本上写完了今天的最后一笔，没有抬头。
傍晚六点，雪停了。岑春和来问过一次：“严总，我收拾一下就走了？”
严九龄正在看最后一本账，头也不抬：“笔尖。”
岑春和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——这支钢笔的笔尖有点劈了，批起账来会洇。他从笔筒里抽了三支笔出来，一支支试过，挑了最顺的一支放回笔筒，其余两支放回自己包里，然后关灯、锁门。走廊里，他的脚步声很快就被楼道的风声盖住了。
整层楼只剩严九龄一个人。
他没开大灯。台灯下，那本深蓝色封皮的账簿摊开着，最后一页记录停在七年前的腊月。那一天的账只记了半页，后面全是空白。严九龄的指尖在那半页字迹上停了停——那不是他的字，是陆同舟的，陆同舟的字比他的软，收笔带一个小小的弯钩。
严九龄把账合上，锁进抽屉。
七点，他下楼。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层亮起来，又一层层灭下去。巷口有两个孩子在雪地里唱歌，唱的是学校教的过年的歌，跑调跑得厉害，可唱得很卖力。他们面前摆着一个铁皮罐子，罐子上贴着一张纸：给流浪猫买猫粮。
严九龄从他们旁边走过。其中一个孩子认出了他，拽了拽同伴的袖子。两个孩子不唱了，歌声断在雪地里。
“叔叔。”大一点的那个喊了一声，“给小猫捐一块钱吧，它们冬天找不到吃的。”
“猫有猫的活法。”严九龄说，“人有人的。”
两个孩子看着他走远。等他的背影拐过街角，那个大点的孩子啐了一口，对同伴说：“我妈说了，那条巷子最里头那个老头，是个铁公鸡。”
“什么是铁公鸡？”
“一毛不拔。”
他们继续唱歌，把严九龄留在了身后。
严九龄住的地方离公司两站路，是个老小区，顶楼。他爬楼梯，不坐电梯——电梯要摊维保费，而他一年用不上两回。楼道的灯坏了一半，他摸黑上到六楼，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背后有人。
他回头。楼道里空空的，只有窗外的雪光。
门开了。屋里冷得像冰窖，严九龄不开暖气，他说暖气会把人熏懒。他把大衣脱了挂在门后，烧了一壶水，泡了半块饼干当晚饭。水汽在玻璃窗上凝成一片雾，他伸手抹开一块，看见楼下的雪地白得发亮，巷口那两个孩子的歌声好像还贴在耳朵上。
就在这时候，身后的卧室里，传来一声铁器拖动的声音。
很沉，很涩，像有人拖着一整根铁链在地板上走。严九龄握着水杯，一动不动。声音又响了一下，这次更近，就在卧室门后面。
“谁？”他问。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哑。
没有人回答。但是那扇虚掩的卧室门，缓缓地、一寸一寸地，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