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扇门

律师厄特森的面孔从来不笑。他言谈吝啬，情感内敛，瘦、长、灰扑扑的，偏偏讨人喜欢。朋友聚会，酒合他口味时，他眼里会亮起某种极有人味的东西——那东西从不进入他的谈话，却在他日复一日的行为里响亮地说着话。他对自己严苛，对别人却有一种经过检验的宽容：到了紧要关头，他倾向伸手，而不是责备。“我倾向该隐的异端，”他常古怪地说，“我让我兄弟按他自己的路下地狱去。”这样一个人，常常是许多人最后一个体面的朋友。

他与远房表亲恩菲尔德有个多年的习惯：每逢星期日一同散步。两人走得很远，却极少交谈，分开时各自觉得快活。

他们路线里固定有一段，是穿过一片繁华商业区的小街。街口转过两个门面，一幢两层旧楼从街面凸出来。它没有窗，底层只有一扇门。

那扇门没有铃，也没有门环。漆皮起泡，斑驳剥落。流浪汉在门板上划火柴，学童用小刀在木头上刻线槽；近一代人里，没有谁见过它被修整。可星期日的散步者都看见过：有人拿钥匙进去。

恩菲尔德有一天举起手杖，指了指那扇门。“你留意过它吗？”他说，“我脑子里有个很怪的故事，跟它连着。”

他讲了。

某个黑色的冬日清晨，将近三点，恩菲尔德正从城尽头回家，一路上只有灯和空街。忽然一个矮个子男人从一条横街拐出来向东疾走，同时一个小姑娘从对面横街拼命奔来，两人在街角撞上。

接下来的一幕令人作呕：那矮个子从容地从孩子身上踩过去，扬长而去，留下她在地上尖叫。他不像人，倒像某个该死的战车神。

恩菲尔德喊了一声，抢上几步抓住他的后领，把他拖了回来。那人并不挣扎，只回头投来一瞥——恶毒得叫人打颤。

围观的人里有女孩的家人，有一位苏格兰口音很重的外科医生。“让他赔！”有人喊，“不能让他走！”人人一见此人便恶心得发白，起了杀心。

那矮个子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走进那扇门；再出来时，手里是十镑金币和一张库茨银行见票即付的支票，签名是个人人皆知、常上报纸的名字。

“天亮我拿着支票去银行，”恩菲尔德说，“是真的。”

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海德。”

“他什么模样？”

“我说不出来。”恩菲尔德停了停，“我说不出哪里不对劲。他给我一种强烈的畸形感，可我举不出他究竟哪里畸形。他的样子挺平常，又叫人一辈子忘不掉。”

厄特森沉默地往前走。他知道支票上那个签名属于谁——那是亨利·杰基尔，他的一位委托人，一位受人敬重、家财万贯的医生。他不说破。两人沿街走下去，约定从此不再提这件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