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章 分期

她和顾言开始每周见一次。

还是那趟班车，早上七点去，下午两点回。她跟郝怀民说的理由有三套，轮着用：去泉城看牙；卫校的同学结婚；药房要去医药公司对账。他每次都说好，有时候还问她钱够不够。

泉城的日子是有样子的。他们去老城区那条街上的咖啡馆，坐在靠窗的位子；去书店三层的角落，他给她念一首诗；去电影院看下午场，人少，看的是爱情片。

有一回在书店，他指着一整墙的书说："我以后要写一本。"

"写什么？"

"写我们这种人。"他说，"从小地方出来，在城里当个不上不下的人。"

"那你把我写进去吗？"

他笑了一下，说："写。"他想了想，又改口，"不写，写了不好。"

她当时没在意。后来她想起这句话，才明白他那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。她给他买了一件大衣，深灰色，一千九；给他换了一双皮鞋，六百八。他推了两次，最后还是收下，说："你别给我买东西，我心里不安。"

"我愿意。"

实际上，泉城的每一分钟都是赊来的。

赖世发从来不催账。他反倒是笑着劝她："你再用点，我这边利息给你压到最低。"他把一张新单子推过来："你把这个签了，就算周转，比信用卡划算多了。"她签了。签完他把单子整整齐齐地夹进一个蓝色的文件夹，那文件夹已经鼓起来，边上贴着标签，标签上写着她的名字。

他从来不把话说难听。有一回她坐在他店里，他给她倒了茶，说："我这边有个法子，你听不听？你把前面的清一清，我给你做一笔大的，三年期，把零碎的都归到一处，月供反而轻些。"

"那要多少？"

"二十万起。"他掰着指头，"你想想，你现在每个月还七八笔，烦不烦？归成一笔，多省事。"

她那天没答应。回家路上她算了一路：归成一笔，月供轻些，可是要还三年。她那时候还不知道，用新的账盖住旧的账，是这个行当里最古老的手法。

三千一、两千二、八百八、一千九、四万、六万——

她把父亲给她的那笔钱用完了。那是田守业攒了两年的钱，压在红色的礼盒里给她，她一直没动，原想着"将来给孩子上学"。

接着是首饰。她把姚玉兰留下的一对金镯子、一条项链拿去城里，找了一家"黄金回收"的铺子。老板用镊子夹着看了半天，说这成色不行，给她数了钱。她拿着钱出来，在街上站了一会儿，走到对面又买了一支口红。

最后是借。她跟柳桂香借了两万，说是家里急用；跟胡明理借了一万五，胡明理让她打了欠条，说："我不收利息，你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还。"她说谢谢，他摆手："都是镇上的人。"

她还学会了从手机上借钱。短视频里插的广告，她点进去，填了身份证，三分钟到账。第一笔借了两万，第二笔借了一家又一家，利息写着"日息万分之五"，她算了一遍，没算明白，索性不算了。手机里的还款日一条条往前排，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看日历，看今天要还哪一笔。

郝怀民是慢慢察觉的。先是他的手机开始接到推销电话，对方开口就问"田女士在吗"；然后是快递点的人跟他说："郝医生，你家这月的快递有点多。"他回家把她的手机看了一眼——不是翻，是拿起来放到桌上，屏幕亮着，上面是一条短信："您本月应还 4,860.00 元。"他把手机放回去，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他去银行，把自己卡里的三千八百取出来，交了。他以为这样就过去了。

真正让她清醒的，是四月中旬那个下午。

那天她在药房理账，进来一个女人，五十岁左右，穿一件干净的呢子外套，戴眼镜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她进门就问："你是田穗？"

"我是。"

"我是顾言的母亲。"

田穗手里的笔没放下。

那个女人把包放在柜台上，站在那儿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像在教室里讲一道题："我今天来不是骂你。骂人没用。我就跟你说一件事。顾言今年二十五，考进律所不容易。他爸爸教了三十年书，我教了二十八年。我们家就这一个孩子。"

"你跟我儿子的事，县城就这么大，我们院里都知道了。"她顿了顿，"我不问你图什么，你有丈夫，有孩子。这镇上的人怎么看你，你自己知道。你要是还有点自尊，就别再见他了。"

她说完拿起包，走了。走之前回头补了一句："你要是真喜欢他，就为他好。"

田穗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杜小勇进来问她要不要关门。

那天回家，她把账本摊在桌上，一张一张算。算到第二遍，她发现自己在纸上写了一行没头没尾的话：**每个月要还一万六，我手里只有一千二。**她把这一页撕下来，团成一个小球，塞进灶膛里，看着它烧掉。

第二天她给顾言打电话，说了顾母来的事。第三天她给他发了三条消息，他回了一条。第四天她想去找他，走到班车站又折回来，因为孩子在家还没接。

那天晚上她给顾言打电话，打了三遍。他接了。

"你妈来找我了。"

电话那头静了几秒。

"我不知道她会去。"他说，"我妈就是那个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。"

"我们怎么办？"

"你别急。"他说，"我在所里刚转正，现在不能出岔子。等我站稳了，我就跟我妈说。"

"你说了她会同意？"

"她不同意我也要过日子。"他说，"你信我。"

她说了好。挂了电话，她在院子里坐到十点。郝怀民从里屋出来，问她怎么不进屋，她说屋里闷。

四月底，赖世发在街上碰见郝怀民，笑着递烟："郝医生，改天来店里坐坐，咱们把账对一对，不着急啊。"

郝怀民没接烟，说他不抽。回家路上他买了一袋馒头，进门把馒头放在桌上，站着看了一会儿电视，然后说："你在他那儿一共欠多少？"

"我算算。"

"不用算。"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，是他在灯下抄的——一共三行数字，最后一行画了一道粗线。他说："我托人问过了。连本带利，四十三万。里面有二十万，是你拿我的身份证签的周转。还有二十三万，是这些年一笔一笔分期欠下的。"

她没说话。

"这些钱花哪儿了？"他问。

"家里买东西。"她说。

他看了她三秒钟，把纸对折，又对折，放进上衣口袋。他没有喊，也没有坐下，只是把手放在桌沿上，压着，指节白了。

"月息一分五。"他说，"我一个月工资七千三。田穗，我这辈子没欠过别人一分钱。"

那天晚上他在院子里站到后半夜。她隔着窗看见他蹲在地上，一只手撑着头，另一只手拿着手电筒，照着地上。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第二天才知道，他在看墙角那辆电动车的电瓶——他想着，能不能先卖掉。

五月初的一天，她去镇上取一个挂号信。

快递点的老板娘替她找，找了一会儿说："在这儿。"信封是牛皮纸的，薄，正面是打印的字，字很小。她拿起来看了一眼信封右上角的那四个字，手一下就凉了。

人民法院。

她站在快递点的门口，把信封翻过来又翻过去，最后还是撕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