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 蓝玻璃瓶
她走进药房的时候,杜小勇正在拖地。
那一路她走得很慢。从黄花甸到镇上,四里地的土路,她走了很久。路上没有灯,只有远处镇上的几盏。她路过自己家的院墙,没有进去;路过老槐树客栈,里面在打牌,声音从窗户缝里出来;路过市场,收摊的塑料布被风掀起来,一下一下拍着铁架子。走到天主堂门口,她站住,抬头看了看那两个尖顶。台阶上没有人,门关着,门缝里透出一点橘色的光。
她想起了韩神父,想起他说"身上不舒服,先想想是不是没睡好"。她笑了一下,接着往前走。
外屋只开了一盏灯,光落在柜台上,玻璃橱窗外面全黑了。胡明理在后院吃饭,能听见筷子的声音。
"田姐,你还没回?"
"拿点药。"她站在柜台前,手插在外套口袋里,"家里有老鼠,咬了我孩子的饼干盒。"
"我给你拿。"杜小勇把拖把靠在墙上,"有粘鼠板,还有药,药劲大,放柜子后头。"
"药我自己拿。"她说,"里屋那个柜子里的。"
杜小勇的手停在半空。他看着她,脸慢慢红了——他十六岁,从乡下来,在这个药房里什么都干:搬货、收款、给胡明理拍视频举手机。他暗恋她已经一年了,给她的水永远倒得比别人的满。
"胡叔不让。"他说。
"我知道。"她说,"我给他记账。你开了门我就走,出了事我担着。"
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平。杜小勇看了她三秒钟,转身去墙上摘钥匙。他的手有点抖,钥匙串撞在门框上,响了一声。
里屋很暗,有股酒精和樟脑混在一起的味。架子一层层码着,标签是他的字,多数写得潦草。最上一层靠里的位置,摆着一个蓝色的玻璃瓶,瓶身贴着一小块白胶布,上面写着两个字。
她把瓶子拿下来,装进外套口袋。出来的时候,她把门关上,钥匙还给杜小勇。
"谢谢你。"她说。
"田姐——"他叫她,声音很低,"这药一次不能吃多,会吐的。"
她没回头,走到街上。街上的路灯有一盏是坏的,亮一半。她经过天主堂,经过市场,经过卫生院——那扇门关着,郝怀民在值夜班。她走回家,开门,进屋,把女儿的照片看了一眼,然后坐在床沿上,从口袋里掏出那只瓶子。
瓶子里的药片是白色的,很小。
她拧开盖子,就着半杯凉水,一片一片地吞下去。中间停下来一次,去桌上找了纸和笔,写了一张纸条,写到一半,她把笔放下了。她把纸条折起来,塞进外套口袋。
然后她躺下,把被子拉到胸口。
发作是在一个小时以后。
先是胃里翻,然后是一阵一阵的疼,从肚子往上顶。她趴在床边吐,吐到后来吐不出东西。汗把衣服湿透了,头发粘在脸上。她想站起来,腿软,摔在地上。
她喊了一声:"怀民。"
隔壁屋里没有人。她爬到门口,用拳头砸门。邻居家的狗开始叫。
后来她记得自己听见了门响,听见有人一边喊她一边往外屋跑,听见那只铝出诊箱被撞翻在地上的声音——她认得这个声音,箱子的锁扣是坏的,摔一下就会开。
郝怀民跪下来把她抱起来。他问:"你吃了什么?"
她说不出话,只抬起手,指了指床上。
他看见了那只瓶子。他拿起来,翻过去看标签——"秋水仙碱片",治痛风的药,说明书上印着两行小字:治疗窗窄,过量可致命。他抬头看她,脸上的表情她一辈子没见过——那不是生气,是一个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很多事想明白了。
"这是什么?"他问,"这个你从哪儿拿的?"
"药房。"她说。
他把她放到床上,抓起手机打电话,打给镇卫生院,打给县医院。打了三个电话,每一个都说得很快,很稳。第三个电话打完,他抱着她往外走,把她放在车后座上的时候,她的手指抠着他的袖口。
胡明理是十五分钟后到的,白大褂都没穿整齐。他进门先看到桌上那只蓝瓶子,然后他的脸色变了一下——很快,只有一秒钟,他立刻把它拿起来,装回口袋。
"这药是——"他开口,又停住,"什么也别说了,赶紧走,我跟县医院的人熟。"
县医院的急诊室很亮。他们给她插了管,往里灌水,又往外抽。管子进去的时候她呕了一下。医生把郝怀民拉到一边问话,声音压得很低:"吃了多长时间?多少片?——这个药,没有解药。"
"什么意思?"郝怀民问。
医生停了一下,说:"就是,我们只能维持。"
"能不能转省城。"
"夜里转不了。"医生说,"路上就不行了。"
郝怀民站在那儿,两只手垂着。他想了一会儿,问了一句很轻的话:"她疼吗?"
医生说:"这种药,疼。"
他点了点头,走回床边。
她的手指抓了一下床单,抓了又松。护士给她擦了额头上的汗,擦完把毛巾搭在床头。有一阵她安静下来,眼睛半睁着,像是在看天花板上的灯。郝怀民凑过去叫她名字,她眼睛动了一下,没找到他。他握住她的手,把手放在自己脸上,她的手是热的。
下半夜,韩神父来了。他由柳桂香搀着走进来,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,头发乱了也没顾上梳。他站在床边,先画了一个十字,然后开始念。他念的是她听不懂的话。念完他往前一步,把一点东西抹在她额头上。
"孩子。"他说,"主宽容。"
她睁开眼睛,看了看他,嘴角动了一下,像是要说什么,最后没有说。神父站了一会儿,把手放在床边,低声说了一句:"我上次不该跟你讲麦子。"他的声音有点哑。田穗的手指动了一下,谁也没有看清那是想握住什么,还是只是疼。
急诊的走廊里坐着几个人:郝怀民、柳桂香、还有被电话叫来的田守业两口子。田守业坐在轮椅上,半边脸歪着,眼睛一直盯着那扇门。柳桂香给她递水,她不喝,就把水放在走廊的窗台上,后来窗台上排了三个没动过的纸杯。护士推着车进出了一次,医生出来跟郝怀民说了几句话,郝怀民点头,点完把头低下去,手撑着膝盖。
她忽然抬手,指了指床头柜。郝怀民凑过去,她说了两个字,说了两遍他才听清:"镜子。"
他把手机拿起来,开了前置摄像头,那样举在她面前。她看着屏幕上那张脸——肿的,白的,头发湿着贴在额头,眼睛下面是两道黑。她看了很久很久,然后眼睛闭上了。
窗外的天开始有点亮。楼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个卖唱的,推着拉杆音响,在县医院门口的马路上放歌。他把同一段副歌循环了好几遍,声音穿过急诊楼的玻璃,一晚上都没停。有人下去赶过,赶不走。
凌晨三点四十,监护仪的数字往下掉,医生推着车进来了一次。四点零几分,医生说了一句话,屋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。
郝怀民站在床边,一只手还握着她的手。他没有喊,也没有哭。他弯下腰,把她的头发从脸上拨开,拨了一次,又拨了一次。护士来拔管子的时候,他退后半步,让开,然后自己走到走廊里,靠着墙蹲下去。
天亮的时候他才起来。他走进急诊室,把她的外套从椅背上拿下来,在口袋里摸到了一张折叠的纸——那是她写到一半的纸条,上面有五个字:
不要再怪——
后面是一条长长的横线,笔尖在那里停住,划破了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