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新来的转学生

那年秋天开学第一天，初二（三）班的第三节课被打断了。

班主任推门进来，身后跟着一个男生，没穿校服，手里拎着一只印着"丰收牌复合肥"的编织袋，那里面装着他的书。全班笑了一下，笑的是他头上那顶帽子：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才戴的暗灰鸭舌帽，前檐磨得发白，扣在他十五岁的脑袋上，像一件借来的东西。

"新同学，郝怀民。"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，粉笔断了一截，"坐最后一排。"

他走过去，帽子没敢摘。一整节课坐得笔直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像捧着什么。下课铃响，大家起哄往外走，他站起来的时候帽子掉了。有人一脚把它踢到过道中间。他弯腰去捡，第一次被人踢开了，第二次他把帽子捏在手里，没再戴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顶帽子是他父亲郝振山的。郝振山年轻时在镇上算个人物：能说会道，会拉手风琴，穿一件灯芯绒夹克，走哪儿都有人递烟。他开过小卖部，包过鱼塘，跟人合伙收过粮，一件事都没成，人也一年比一年沉默。帽子是他风光那年买的，后来搁在柜子顶上落灰，轮到他儿子上中学，他说："城里体面人这么戴。"

这句话郝怀民记了一辈子。

他读书不行，勉强考了个卫校。中专三年，从解剖到药理，他每一门都在及格线上晃，可背得比谁都苦，临考前把书抄三遍。

卫校在泉城西郊，一栋三层的旧楼，宿舍八个人一间。他十八岁第一次上解剖课，站在台子边手抖得抬不起来，被老师骂了一句"你这手是拿锄头的"。他不敢还嘴，回去就拿针头在自己手背上练，练到青一块，第二天袖子放下来遮住。实习的时候他第一次给人打静脉，扎了三次都没进，家属在旁边叹气，他的汗把口罩浸透了。那天晚上他在宿舍楼梯上坐到十二点，写了一张纸，把失败的原因一条一条列出来，第二天贴在自己床头。

他没有天分，可是很能熬。这一点他母亲周素贞看得最清楚。她那时在供销社做临时工，一天两块四，回到家总要说一句："咱们家没别的，就靠你一个人争气。"

他父亲郝振山是另一种活法。帽子买了三年就压箱底了，人开始喝酒，开始跟人合伙，开始一次次说"下回准成"。郝怀民上卫校那年，他父亲一次在酒桌上瘫了半边身子，从此在炕上躺了三年。那三年，是郝怀民给他翻身、擦身、抠背上的痂，一年回来四趟，每趟住十天。他母亲不让请人，说花钱。父亲最后那年已经说不出话了，看见儿子进门，眼睛会跟着转。他走的那天早上，郝怀民刚从泉城赶回来，站在炕边叫了一声"爸"，父亲的手指在被子上抠了两下，然后就不动了。

那以后郝怀民把一件事记得很牢：人要是倒下了，能靠得住的只有身边这一个。他把这套想法一直用到三十几岁，从来没有怀疑过。

毕业那年他二十一岁，回村当乡医，考了两次执业助理医师才过。石桥村卫生室在村委会隔壁，两间平房，一间看病，一间放药和一张能躺人的床。每天来的人不多：量血压的老头，换药的妇女，开点感冒药的年轻人。他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，字写得一笔一画，处方笺像作业本。有一年冬天雪大，村里一个老人半夜喘不上气，他提着出诊箱走了两里地，进门先给孩子把炉子捅开。天亮回卫生室，他在登记本上写：某某，急性支气管炎，随访。写完把笔帽拧好，才想起来自己的手一直僵着。

二十六岁那年，他娶了姚玉兰。

姚玉兰四十五，县医院退休的护工长，早年丧夫，在石桥村有一处院子，脾气不好，本事不小。媒人说起她的时候，重点有二：一是有房，二是她认识县医院的大夫。周素贞听进了后半句，说这媳妇娶回来是福气。婚礼办得很小，姚玉兰没穿红的，穿了一件藏青外套，胸前别着一枚银色的小胸针，看着像个来开会的干部。她管他管得很细：衣服穿什么颜色，朋友跟谁来往，钱存在哪家银行。她把这些规矩一条一条立下来，他把这些规矩一句一句记下来，像记医嘱。

姚玉兰过日子像做账。她有一个蓝皮的记账本，每月底对一遍，一分钱都对得上。他的工资卡在她那儿，每个礼拜给他二百块零花，买烟要报备——他不抽烟，报备过两回，都是给病人垫的药钱。她身体好的时候早上五点起床，把屋子擦一遍，再骑车去县里的菜市场，说镇上的菜贩子会缺秤。

婚后第三年，她查出胃里长了东西。从确诊到走，三个月。最后一次住院，她把床头柜里的房本拿出来，塞进他手里，说："这房子给你。别让外人住进来。"

办丧事那天，周素贞哭得比谁都响。郝怀民没哭，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把那三个月里的化验单一张张理整齐，装进一个牛皮纸袋。晚上人都散了，他走进那套房子，闻见客厅里还是姚玉兰用的那种皂角味的洗衣粉。他把蓝皮记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，翻开最后一页——上面还剩一行没写完的账，铅笔写的，字很轻。他把本子合上，放回原处，没有扔。他在沙发上坐到半夜，第二天早上六点照常开门看病。

姚玉兰走后第三年，他三十二岁，一个人，一间卫生室，一辆旧两厢车。

十月底的一个晚上，九点四十分，他的手机响了。屏幕上是个陌生号码，接起来是个男人的声音，背景里全是风声："郝医生吗？田家坳的老田，腿叫车斗压了。您来一趟吧，家里就我们爷俩。"

他把出诊箱拎起来的时候手很稳。那只箱子是铝的，跟了他十年，四个角都磕掉了漆，一侧的锁扣是用胶带缠住的——去年他自己修过，没修好。箱子里分三层：针剂、外伤、听诊器和血压计。夜里十一点，他的车停在田家坳的院门外面。

铁门后面先是一串狗叫。院里停着一台收割机，斗箱歪着，边上散着没卸完的玉米秸。厢房亮着灯，一个穿蓝布连衣裙的女人迎出来，围裙还系在身上，头发用一根皮筋随便扎着。她比他小很多，脸很白，手背冻得发红，指缝里有面粉。

"在屋里。"她说话声音不高，"我爸疼得厉害，一直出汗。"

田守业的左小腿肿成一截紫黑色的木桩，压的正是胫骨上段。郝怀民蹲下来，用指腹一寸寸探过去，老人疼得发抖，抓着炕沿。他一边问一边记：几点压的，怎么压的，有没有知觉，脚趾还能不能动。他说话慢，说的都是短句子。女人在边上端着灯，灯照着两个人的手。

处理完夹板，他打了一针，又留下两盒药，一笔一画写在纸上，怎么吃，几点吃。

"三天之内不要搬动，观察脚趾颜色，"他把纸推过去，"后天我再来。"

"多少钱？"女人问。

他报了个数，是挂号费加药费，一分没多。女人回屋里去拿钱，出来的时候顺带端了杯热水，放在他手边，杯子烫得他不敢碰。

"谢谢。"她说。

"应该的。"

他喝了两口水，起身要走。走到门口，女人忽然又叫住他："医生，我爸这腿……以后还能下地吗？"

"能。"他说，"两个月能下地，三个月能干活。"

她哦了一声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就那一下，他回到车上还记着。他把车打着，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扇窗——灯还亮着，有个人影在窗前动，像是在收拾碗。

他开出去两公里，才想起来自己忘了收那三十块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他翻开卫生室的登记本，在最后一行写下：田守业，复诊。

写完他自己看了一会儿。这样的复查，按规矩，是不需要医生亲自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