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治医生

抚养权评估之后一个月，明恕书院的后院里挂出了一块新牌子：公益心理服务站。

牌子是顾明恕亲手挂的。书院办了六年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牌子，但这一块不一样——挂牌子那天，段守拙也来了，说这是“老城头一件正经的好事”。服务站的主办人姓严，严鹤年，市立二院退职的精神科医生，每周三、周五、周日坐诊，分文不取。

顾明恕记得自己第一次见严医生，就是在评估那天。后来严医生来书院讲了一场公益讲座，题目叫《睡不好的人》，讲台下坐了八十多个街坊，顾明恕坐在最后一排。讲座结束，严鹤年穿过人群找到他，开门见山：

“顾老师，讲两句不该讲的。你脸色不对。”

“忙的。”顾明恕笑，“书院两百张嘴等着开饭。”

“不是忙出来的脸色。”严鹤年也笑，笑得很和气，“是熬出来的。心悸，手冷，后半夜三点醒，醒了就再睡不着——我说中了几条？”

顾明恕的笑容停了半秒。就是这半秒，把他卖了。

“严医生神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不神。我坐了三十年门诊，看人比看片子准。”严鹤年从帆布包里摸出一张折好的纸，“一个睡眠记录表，你填两周，别上交，自己看。看完了再来找我，来不来随意。”

顾明恕把表格带回了书院顶楼的宿舍。填到第三天，他发现一个规律：每张记录表上，凌晨三点十七分这一栏，都写着“醒”。没有例外。第九天，他把表折好，放在了服务站的门缝里。

从那天起，明恕书院的师生们渐渐习惯了一件事：顾老师身边多了个严医生。

严医生每周来三次，后来是四次。起先只在后院服务站，后来顾明恕的失眠重了，一夜一夜地熬，熬得公开课都差点讲砸——那天他讲到一半，忽然忘了下一段，站在讲台上静了足足十秒，台下两百个学员鸦雀无声地替他难受。是严医生从后排走上来，接过话筒说了个笑话，把场圆了。课后，书院理事会开会，一致通过：聘严医生为书院健康顾问，宿舍腾一间出来，给他值夜用。

老城的人都说顾老师命好。一个二十九岁就办书院的能人，一个三十年门诊的老专家，就这么凑成了一对师友。程守义在道德讲堂上还提过一嘴：“顾明恕那样的人，身边就该有个看得住他的人。”

看得住他的人，看他的眼神却很少有人细究。

严鹤年给顾明恕做了完整的检查。心电图，轻度异常；血常规，几项临界；他拿着单子看了很久，然后在病历上一笔一划地写：神经性耗损，心因性，建议药物辅助睡眠，定期随访。

药是他自己开的。安眠的，稳心的，一天三顿，白的一把，黄的两粒。他配药的时候手很稳，叮嘱的时候更稳：“这个药有依赖性，所以只能吃我的方子，剂量我说了算。别人给你加，你就停。”

顾明恕照办。药吃下去，人确实能睡了。只是越睡越沉，越沉越乏，乏得白天手抖。他提过一次，严鹤年调了调剂量，说这是正常的调整期。再提，再调。第三回，顾明恕没再提——药停了，那扇白天的门就关上了，门后面是他的老朋友，三点十七分。

严鹤年跟他聊的，远远不止是睡眠。

每次复诊，药片之外还有半小时的“谈话”。严医生的问题一个比一个轻，轻得像闲聊：书院哪年最累？最难的一年，靠什么撑下来的？有没有过——某一个晚上，觉得撑不动了？

顾明恕答得滴水不漏。他是演讲的人，最会答问题。但严鹤年不急，一个星期一个问题，像养一缸鱼，定时撒一点点食。有一回谈到“有没有想对谁说却说不出口的话”，顾明恕笑着反问：“严医生，你这个问题超标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职业习惯。”严鹤年笑得毫无歉意，“不过顾老师，我坐了三十年门诊，见过的病人里，药能治好的不到一半。另一半的病根不在身上，在心里。压着的东西，说出来就轻了；压一辈子，它就往肉里长。你信我这一句——我见过它长成什么样。”

“我没什么压着的。”顾明恕说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。窗外隔着一条老巷，是书院旁边那片殖民时期留下的老教堂遗址，塌了一半的尖顶，和半圈没人管的传教士墓园，荒草齐膝，墓碑歪歪斜斜。

“看教堂看什么？”严鹤年顺着他的目光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顾明恕收回目光，“小时候跟我外公来过。他说，这个城里第一个教堂塌的时候，就有人讲，塌得好，省得跟人抢地盘。我外公不这么想。他说，人得有个地方，专门用来低头。”

“低头的地方。”严鹤年把这两个字咀嚼了一下，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他记的东西越来越厚了。

十一月的一个周五，天气还好，沈昭来了书院。

是书院订的活：两百周年历史的讲台，配一块绒布台旗，老理事们指名要沈记的手工。她背着珠珠上楼送活——珠珠三岁半了，幼儿园下午放学早，没人看，只能背着。台旗展开来，深蓝的绒，金线绣着书院的院徽，针脚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毛茸茸的光。顾明恕亲自验收，连说了三声好。

沈昭全程只说“嗯”和“您签个字”。顾明恕签字的时候，笔尖顿了一顿，抬起头，隔着台旗看了她一眼。她正低头把线头一根根剪干净，剪得干干净净，一根都不留。

他忽然说：“扣眼是您自己锁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那件讲课的褂子，锁扣眼也是这个针法。”他说，“在巷口的裁缝铺改过一次，改坏了。我一直想找人恢复原样。”

“拿来看看。”她说，“能不能恢复，看了才知道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我送下来。”

两个人一起往楼下走，谁也没有再多说一个字。楼梯又窄又陡，一前一后，只有脚步声。走过二楼窗边的时候，下面的动静让两个人都停住了。

珠珠没跟着妈妈，跑到隔壁墓园里去了。小女孩在荒草里钻来钻去，正在跟一丛苍耳搏斗——她把苍耳一颗一颗摘下来，团在手心里，然后踮起脚，把手心里黏糊糊的战利品，一颗一颗按在门口那块碑上。按完自己欣赏了一下，又去摘。

“这孩子，”顾明恕贴着窗说了一句，声音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，“她身上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只有打破规矩的自由。”

严鹤年站在他侧后方，闻言，目光在他侧脸上停了很久。

“像谁呢？”严医生轻声说。

顾明恕没答。楼下，沈昭已经等得着急了，趴在院门口喊珠珠。珠珠从墓园里钻出来，头上顶着两片草叶，手里攥着剩下的苍耳，蹦蹦跳跳地跑过来。跑到一半，她看见了二楼窗户里看她的严医生——严医生笑着冲她挥手。

珠珠忽然站住了。

她盯着那个窗口看了两秒，然后把手里的苍耳，用力朝窗户扔了上去。黏糊糊的苍耳啪地粘在玻璃上，正正好好地糊在严医生的脸前面。小女孩拍着手大喊：

“黑衣人！黑衣人抓小孩啦！妈妈快走，黑衣人已经抓住顾老师啦！”

二楼，顾明恕的手抖了一下。严鹤年看着窗户上那颗苍耳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，笑得很痛快：

“这孩子，谁教的？”

“没人教。”沈昭在楼下牵着珠珠往巷口走，头也不回。珠珠临出巷子，忽然停下，从兜里摸出一颗没扔完的苍耳，踮起脚，郑重其事地按在妈妈左胸的布标上——“给它也戴朵花”。沈昭没有摘。母女俩的影子被下午的太阳拉得很长，一路出了老巷，她胸口那枚红色的“罪”字上粘着一颗苍耳，走到哪里，带到哪里。巷子口那个背着孩子的背影，从头到尾没有回过一次头。

二楼，严鹤年隔着玻璃看得分明：那颗苍耳粘在字上，像长在了伤口上。他看了看身边这个盯着苍耳出神、半天没有移开目光的年轻人，心里最后一点疑问，落了地。

那天晚上，严鹤年在服务站的病历本上，给顾明恕的处方后面添了一行小字。药量没变，只是把助眠的那种，由一片改成了两片。

写完他把病历合上，坐在灯下听着书院的动静。顶楼的灯亮到后半夜，三点十七分，准时熄了。

他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快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