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亮
严九龄是被窗外的鸟叫醒的。
不是闹钟，不是电话，是麻雀。屋顶上不知什么时候落了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，吵得理直气壮。
他睁开眼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天花板。天花板还是那个天花板，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头歪脖子的骆驼。他看了三十年了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
他伸手摸床。床是软的，被窝是热的——什么时候热的？他昨晚忘了关……不对，他压根没开过暖气。
他坐起来，环顾这间屋子。墙角堆着账本，桌上摆着水杯，床头立着那面没碎的穿衣镜。镜子里的严九龄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没有那种死灰色，眼珠子是活的，跟着他转。
都还在。都还在！
“我没有错过它。”严九龄说。他的声音在屋里撞了一下。“天还没亮透。三个人，一个没落下，全在年过完以前来过了！”
他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。他也不管。他从床上跳下来，动作大得差点闪了腰，落地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。五十多岁的人，跳下床，在屋里转了个圈，抓住自己的头发，笑了一声。那一声笑很哑，很难听，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笑，笑得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“哈哈哈哈！”他又笑了一声。这回熟练了。
他冲到窗前，一把拉开窗帘。雪停了，天蓝得发脆，太阳把满城的雪照得晃眼。楼下的空地上，几个孩子在扫雪堆雪人，一个小女孩用两截树枝给雪人当胳膊，跑来跑去地喊。远处传来零零星星的炮仗声，一声比一声密。
今天是大年三十，还是初一？
严九龄扑到床头抓手机。屏幕亮起来：
大年初一，早晨七点十二分。
初一！过去之灵是前天半夜来的，现在之灵是昨夜，第三个灵也是昨夜——大年三十的深夜，一个都没错过！都没错过！年还没过完，饭还没散场，碗筷还在桌上！
严九龄抓起手机，手抖得划了三次才划开通讯录。他翻到基金会那个胖同志的号码——前天他记下了，那时候想着留个证据反驳他们，现在这串数字成了一根救命稻草。电话拨过去，响了四声，接通了。
“喂？哪位？”
“我是前天在办公室，把你轰出去的那个严九龄。”他说。他听见自己的语速快得不像话，“车库里那个孩子，还有透析的那家。冬春救助的钱，我出。不是捐款——别记账，别登报。你今天能不能带我去，我要当面……”
电话那头静了两秒。
“严总。”胖同志的声音也变了，“您……您再说一遍？”
“我再说十遍都行。”严九龄打断他，“先说正事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你们上班吗？不上班也行，明天。可是有个事今天就得办——我一个员工，岑春和，他儿子，腿有病，在省城看的那种。手术加康复的钱，我从公司出，今天就把钱打过去。你现在就给我省医院的住院部电话，或者红包——过年了，压岁钱，总不犯法吧？”
电话那头笑出了声。那笑声里有点鼻音。
“严总，”胖同志说，“今天初一，我在家。我穿衣服，咱们十点，医院住院部门口见。”
挂了电话，严九龄又拨了一个号。岑春和的号码是通讯录里的第一个，他拨过去，那边两声就接了，背景音里全是孩子和电视机的吵闹。
“严、严总？”岑春和的声音一下子绷紧了，“过年好！您有什么事？是不是初七的账——”
“岑春和。”严九龄说。
“我在！”
“昨天……大年三十晚上，你不在办公室。你在家。”
“是，我……”
“我问你一件事。”严九龄的喉咙发紧，“你儿子今年多大？”
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几秒钟以后，岑春和的声音才出来，又轻又慢，像捧着一碗水在走夜路：“八岁。属马。怎么了，严总？”
“小满。”严九龄说，“他的腿，谁说了算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问你，治腿的钱，谁说了算。”严九龄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你，还是我？”
“严总，年初一，您别开玩笑……”
“我不是开玩笑。”严九龄说。他走到窗前，太阳照在他脸上。“岑春和，你听着。今天上午，我去找省医院的专家，十点整，住院部门口等我。手术费，康复费，一分不用你出。你唯一要做的——陪好孩子。还有，从今年起，你的工资涨一倍。别说话，听我说完。涨薪不是赏你，是公司欠你的——六年前那笔安家费，三千块，我记得账。这笔账，我今天销。年假照章，你除夕初一在家守岁，天经地义。往后每年的年三十，你要是敢出现在办公室，我扣你奖金。”
电话那头没了声音。严九龄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——信号满格，通话还在计秒。
然后他听见了。电话那头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，捂着话筒，哭出了声。哭声压着，可是压不住。背景里，何绣云的声音远远地飘过来：春和？春和怎么了？谁来的电话？念楚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——
严九龄把手机贴回耳朵。
“哭什么。”他说。他的嗓子也是紧的。“带孩子看病去。挂我的名字。”
他挂了电话。
屋子里安静下来。严九龄站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穿衣服。他翻箱倒柜，找出了那件十年没上过身的中山装式样的呢子外套——素秋活着的时候每年劝他穿，他嫌浮夸。今天他穿上了。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，镜子里那个人看着有点陌生，又有点像年轻时候在齐万福仓库里那个被人群推着笑的小伙计。
九点半，他出了门。
楼道里，邻居家门上贴着新福字。他放轻了脚步。走到二楼，那两个唱歌的孩子正从楼上下来，抱着铁皮罐子——罐子满了，两个孩子一人抱一半，说笑着。大点那个看见严九龄，愣住，脚下停了。
严九龄在台阶上站定，从兜里掏出钱包，抽出一张，放进那个孩子抱着的罐子里。孩子低头看看罐子，又抬头看看他，嘴巴张成了一个圆。
“给猫买的粮，”严九龄说，“多备一点。雪天长着呢。”
他没等孩子反应过来，继续往下走。走到一楼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那孩子还站在楼梯拐角，抱着罐子，仰着头看他。
“过年好。”严九龄说。
“……叔叔过年好！”孩子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声音追着他出了楼门。
外面真冷，真亮。阳光下的雪地白得发蓝。严九龄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院走，走了一段，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是个中年人，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：“大哥，过年好！去哪？”
“省医院。”严九龄说，“再绕一下永昌巷的早餐铺——刚开的那家，买十份饺子，热的。”
“十份？大哥您这是探病啊？”
“算是。”严九龄说，“看我自己。”
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他一眼，没问。车子汇进大年初一空荡荡的马路，路两边的红灯笼一串一串的，在风里晃。
十点差五分，医院住院部的门口。
胖同志果然来了，没穿那件红马甲，穿一件半旧的羽绒服，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。他远远看见严九龄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小跑过来。
“严总。”
“东西是什么？”严九龄指那个袋子。
“住院部的平面图，还有我托人打听的名医名录。”胖同志把袋子递给他，“昨晚您挂了电话，我一宿没睡踏实。严总，我干这行十二年了，头一回遇上您这样的——大年初一，早上七点，主动打电话来捐钱的。我一开始以为打错了。”
“没打错。”严九龄翻着那沓名录。“这个女专家，排第一的，刚才在路上我就让人打听过，她的号排到三月。”
“我认识她学生。”胖同志说，“我这就打电话，加急。走，我陪您上去。”
两个人往住院部走。大年初一的医院，走廊里空空荡荡，消毒水味里混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炖鸡汤味——不知道哪层楼的家属在用电磁炉。电梯里，胖同志搓着手，忍不住又问：
“严总，我能问一句吗？就一句。”
“问。”
“前天下午，您把我们轰出去的时候，那话多硬啊。‘政策之外的窟窿，凭什么让企业填’——我一个字没记错吧？怎么才过两天……”
严九龄盯着电梯跳动的数字。到三楼了，门开了，他没出去。
“胖经理。”他说，“你信不信，一个人两天里能把一辈子的账都对一遍？”
“不信。”胖同志说，“会计都不能。”
“会计不能。”严九龄走出电梯，“可是债主能。债主天天翻账，就差那么一个时辰——有人替他翻到了他不敢看的那一页。”
他先一步走进病房区。岑春和一家已经到了，小满穿着新棉袄坐在诊查床边上，两条小腿悬着，够不着地。看见严九龄进来，一屋子人都站了起来。岑春和的嘴张了张，没出声；何绣云把小满往自己身边拉了拉——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小满不知道大人们的紧张。他盯着严九龄看了几秒，忽然脆生生地问：“爷爷，你是不是电视里那个演财神爷的？”
满屋子人都愣了。
“不是。”严九龄在他面前蹲下来，和他平视。“我是你爸爸的老板。”
“老板是什么？”
“老板就是……”严九龄想了想，“欠账最多的人。”
小满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从兜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，剥了纸，递过来：“那这个给你。我妈妈说，年前要吃糖，日子才甜。”
严九龄接了。糖纸里的奶糖在他手心里躺了一会儿，他没舍得吃，剥都没剥，直接揣进了中山装的内兜——贴左胸的那个口袋。
当天中午，岑春和一家的病房里挤满了人。何绣云捧着专家的诊断书，手一直抖。小满坐在病床上，腿上盖着新毯子，面前摆着三份饺子，一份给他爸爸的，一份给他自己的，一份给他妈妈的。专家说，手术排在正月底，成功率九成往上，孩子的腿，能好。
傍晚，舒朗家的门开了。舒朗端着一盘刚出锅的藕盒转身，看见门口站着的严九龄，盘子差点掉在地上。
“舅……舅舅？”
“我外甥在哪，我就在哪。”严九龄把外套脱下来，搭在沙发上，坐进了那个年年为他空着的位置。“愣着干什么。饭都要凉了。”
满屋子人鸦雀无声。童遥从厨房探出头来，手里的锅铲当啷掉在地上。
“妈。”舒朗转过身，冲着厨房里墙上那张黑白照片说。照片上的女人微微地笑。“您看见了啊。您哥来了。”
严九龄夹起一只藕盒，放进嘴里。烫。他不管。他一边吃一边环顾这间屋子，最后目光落在墙上——照片旁边，舒朗的新婚照挂着，再旁边，是一张更旧的：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背着一个瘦瘦的男孩，站在雪地里，两个人笑得眯着眼。
“那是你妈七岁，坐了一天的邮车来接我。”严九龄对舒朗说，“那天她说，爹变好了。”
他低下头，把最后一点薯粉肉羹喝干净。
“她没说错。”他说，“晚了四十年。可她没说错。”
后来的事，江州人都知道一点，知道得都不多。
永昌巷的三楼，那间不开灯的办公室亮了灯。点钞机搬走了，桌上的深蓝账簿旁边多了一块牌子，写着“免息窗口”，底下压着一行小字：小本生意，一年内还清的，利息全免。初七那天，严九龄没有去城南讨账。老唐来公司求宽限，他把老唐那一笔的账页撕下来，当着老唐的面，裁成了四份。
正月底，手术如期做了。五个小时。手术室的灯灭下来的时候，岑春和在长椅上站起来，腿一软又坐下。严九龄站在窗边，一句话没说。医生出来说“很顺利”三个字的时候，何绣云当场哭出了声，岑春和转过身，对着严九龄，深深弯下腰去。
“起来。”严九龄说，“谢她去。别谢我。”
他指了指何绣云——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是何绣云，一笔一划，签的是自己的名字。这个细节，严九龄记在了他那本账里。这是他后来唯一一次，把一笔账记成了别人记不出来的样子。
小满的腿，第二年春天好了。拆支具那天，他从康复科走廊这头，自己走到了那头，又跑回来。跑得满头汗。岑春和站在走廊尽头，手里拿着手机，想录，手抖得按不住键。
严九龄每年除夕，都在舒朗家吃饭。他坐那个老位置。桌上永远多摆两副碗筷，都是他摆的——一副给舒朗，一副给素秋。素秋那个被他抱过的女儿如今在深圳成了家，每年除夕视频里喊他舅舅，喊得他嘴上应着“哎”，喉咙里发紧。
有人说他还是抠，一件外套穿了十年。是真的。也有人说，那年冬天以后，永昌巷里没再跪过一个人。也是真的。
江州人说他变得像个孩子，说这话的人没见过他夜里亮着的那扇窗。那扇窗里的灯，后来一直亮着。路过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免息窗口的灯，谁家年关难过，抬头看见它，心就能落回肚子里。有人问过岑春和，那三个字是谁想出来的。岑春和说不是他想出来的，就是那天夜里忽然想立个窗口，提笔就写下了这三个字，写完自己愣了半天。
免息窗口开张的头一个月，也不是没有风波。
正月十六，一个自称放贷同行的男人找上门来，隔着桌子把一张纸拍在严九龄面前：“严老板，你这是搅行市。你免息，把利息打没了，我们这些人喝西北风？我劝你一句，收手，不然这条巷子往后有你好看的。”
这话已经带了威胁的味道，可是严九龄连眉毛都没动一下。
“坐下。”他给男人倒了杯茶，“坐不坐随你。我不是搅行市，我就是不做那一行了。你放你的，我放我的，两不相干。”
“怎么不相干？借钱的就认便宜的！”
“那你把你的利息也免了。”严九龄抬起眼皮，“跟我比便宜，不就赢了？”
男人瞪着他，他也不躲，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僵持着。半晌，男人忽然泄了气，一屁股坐进椅子里。
“严老板，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你以为我们想收那么高的息？我上面还有我的债主，我也没能耐……”
“我懂。”严九龄把茶往他面前推了推，“我这条链子，以前比你长。喝口茶，慢慢说。能上我这本账的，我一笔一笔听你倒。”
小满后来总跟人说：大年初一早上，病房里来了个老爷爷。他把自己的大白兔奶糖给了老爷爷一颗，老爷爷接过去，剥都没剥，揣进了贴左胸的口袋，糖纸窸窸窣窣响了一路。后来那双腿一年比一年有劲，可他记得最牢的，还是电话里那个哑着嗓子问的人——治腿的钱，谁说了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