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 风雪临州站

同一天晚上，安朗家恢复了短暂的和平，因为谢棠的妹妹——不对，是安朗的妹妹——安澜来了。

安澜从澜城坐高铁来。安朗早就发过求助信，全家都指着她来调解。安澜是安朗的妹妹，比哥哥小八岁，却比哥哥有分量一百倍：澜城文化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，康慎的妻子，澜城社交圈公认的第一夫人气质。她一到，安朗家的冷战就有了转机。

安澜在临州站下车的时候，出站口发生了一件事。

一个扳道工，五十一岁，喝了点酒，在高铁进站的时候横穿轨道。列车没能刹住。人流尖叫、拥堵、举着手机。安澜正好走到出站口，被迫停下来。她看见了那具被帆布盖起来的身体，看见地上摔碎的一只保温杯，茶水混着血。她的脸色白了一白。

"不吉利。"她低声说。

"摔死的不止一个，"旁边一个男人接了话，"摔死一个，能吓住一万个。"

安澜回头。那是个穿黑色大衣的年轻男人，个子很高，眉骨很深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点理所当然的傲慢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男人替她拎了行李箱，自报家门：傅野。他来接他母亲，顺理成章地，把她一路送到了安朗家楼下。

安澜坐在车里，觉得这个年轻人看她的眼神太直接了，直接得近乎无礼。她像被冒犯了一样坐直了身子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一整天心情都很好。她想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明天就回澜城。她不知道，有些日子看起来只是个日子，其实是悬崖的边。

当晚，安澜去了谢棠那儿。谢棠把自己关在客房改的小书房里，见了小姑子，眼泪先下来了。两个女人隔着一张堆满教案的书桌谈了两个小时。安澜没有讲一句大道理，她只是听——听谢棠从大学时代的安朗讲起，讲到婚礼，讲到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安朗在产房外的走廊里给人签活动赞助合同。安澜听完，握住谢棠的手说了一句话："姐，他不值得你恨。恨他，等于免费给他供货。你就当他是个需要喂养的宠物，你带着孩子过你的日子，让忏悔、愧疚和下一位孟雪去咬他。"谢棠破涕为笑。临走安澜补了一句实在话："但是底线你要立起来：家产的法律安排，趁他愧疚，现在就办。感情会回来的，资产不会。"

谢棠后来一辈子记得这两句话，一句治心，一句治产。她照办了。三天后安朗跪着回家，全家人只当什么都没发生——临州的上流家庭最擅长的就是这种集体健忘术。

两天后，谢家的舞会。市芭蕾舞团年度答谢晚宴，临州的名流全都到场。

澄澄为这个晚上准备了三个星期：裙子是定制的，白色，裙摆上手工缝了两百多颗贝壳扣；发型试了四版；舞伴是排好的——这一点她没跟任何人商量，全部写在心里的排期表上。表很清楚：第一支舞给傅野，借这支舞结束两个人的暧昧，把姿态做足；第三支舞给李原——是的，李原也会来，这是她默许安朗发的请柬，用这支舞体面地安顿那个可怜又可敬的追求者，然后，她要在这个晚上把一切定下来。

十九岁的澄澄不知道，人生最怕的就是"定下来"这三个字。你把一个晚上当成终点站，命运就偏偏在终点站前面给你修一个岔道口。

傅野那天晚上也做了准备。赛前他去了母亲那里吃饭。老太太六十岁，保养得像四十岁的姐姐，一生阅男无数，晚年以撮合和拆散儿子们的婚事为业。她给傅野夹菜："临州那个芭蕾舞的小姑娘，谢家的，家里有意。你要愿意，这门亲事能办。"傅野嚼着牛排没接话。老太太又状似无意地补了一句："不过说真的，昨天我在安澜那儿打牌。那个女人啊……"她停了停，摇摇头，笑了，"你见了就知道。有些女人是酒，有些女人是酒厂。"

舞会开始前半小时，澄澄站在化妆间的镜子前，听到的却是安澜已到的消息。她心里咯噔了一下，随即笑自己：怕什么呢？今晚的主角是我。

可是安澜来了。

安澜穿一条黑色的、不着任何装饰的丝绒长裙。所有花枝招展的名媛在那一瞬间都成了背景板，她站在门口，像黑丝绒上唯一的钻石。澄澄看着她，心里升起一种少女混杂着崇拜和嫉妒的酸楚：她美得不讲道理，而且美得温柔。安澜微笑着向澄澄走过来，说：你是今晚最美的小姑娘，我在澜城就听说过你。

澄澄幸福得头晕。直到第一支舞的音乐响起。

傅野没有走向她。傅野径直穿过人群，走向了安澜。第二支，还是。第三支，还是。傅野站在安澜身边，把那个晚上所有本该属于澄澄的目光，全部钉死在同一个方向。澄澄站在舞池边上，穿着三星期前定制的白裙子，笑容还挂在脸上，可是她听见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、干脆地断裂了，像冰面开的第一道纹。

舞会散场，安澜在回程的车上也有点心慌。她三十八岁了？不，三十六。她是有丈夫的人，丈夫是康慎，儿子康澈十岁。她这一辈子规规矩矩，是所有人口中"那种女人"。可是今晚，那个年轻人的眼睛一直在追着她。她感到一种可怕的、醉酒似的快乐。她对自己说：这不对。这必须停止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宣布回澜城。安朗挽留，她说家里有孩子。

临州站，初雪。安澜在站台上等车，忽然看见傅野也来了——他自己解释说去澜城看母亲。风雪里，傅野走近她，眼睛亮得吓人，声音很低："我不去澜城。我跟着您。"

安澜转身就走，走得飞快。可是她上了车，坐进包厢，心却乱得像出站口那滩混着血的茶水。火车开动的时候，她从车窗里看见傅野站在风雪的月台上，纹丝不动，像一根钉子。

她讨厌他。她告诉自己，我讨厌他。

火车穿过雪原。安澜靠在椅背上，忽然想起昨晚舞会上澄澄苍白的脸，想起自己"胜利"时那种可怕的快乐。她走到包厢过道上站了一会儿，又回来坐下，把手拢在暖手袋里。

"有点冷。"她对乘务员说，其实车厢很暖。

当晚十一点四十，高铁进澜城站。

安澜在车厢接口的镜子里整理了一下头发。六天，离家六天，她觉得像六年。出站口，她一眼看见了康慎——他站在灯下，大衣扣到最上面一颗，手里拿着车钥匙，站姿像出席奠基仪式。他看见她，点头，接过她手里的另一只箱子，说了三个字："走吧。路上累吗？"

"还好。"

"康澈睡了。他画了一张画给你，贴在冰箱上了。"

安澜"嗯"了一声。这是他们婚姻的日常语法：信息准确，温度为零。车开在高架上，城市的灯往后流。康慎忽然说："安朗的事，处理得怎么样？"

"解决了。"

"嗯。谢棠是个好女人。"康慎看着前方说，"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细胞健康，人就健康。"

安澜侧过头看丈夫的侧脸。灯光一明一暗地扫过来，把他那张轮廓端正的脸照得像一尊移动的雕像。她想，十六年了，这个人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"你开心吗"。他问项目进度的方式，就是他关心世界的方式。她心里那个说不清的东西又动了一下，像春天冰面底下的水声。她把脸转向车窗，看着自己在黑玻璃上的影子。影子后面，澜城的万家灯火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每一盏灯下面都住着一个不知道自己不幸、或者不知道自己幸福的家庭。